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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June 26, 2014

写意书法:形其哀乐源自皆能动人的文章与字法 Chinese Calligraphy as Painting of Mind

我们说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写意,而“意”是中华传统美学中的一个核心,凡是诗、书、画、文、印无不以其“意” 为极诣。但这个“意”不容易体现与言传。

线,是构成物体视觉形象的基本要素,也是构成书法艺术形式的唯一手段。但书法线决不是机械线,而是感情线,心迹线。不同的人,或同一人在不同的情况下,由于不同的心理,不同的情绪,不同的生理,不同的动作等等,导致产生了不同的线条。这就是书法家的喜怒哀乐的感情全部以肢体的运动而表达为可视的形象这一妙理。这也就是书法的线条富有生命,有面貌、有感情,在流动、在飞舞,吸引人、打动人的妙理。

这就是孙过庭说的“形其哀乐”。在中国书法历史上要找到这样的一幅书法作品还不容易。元朝陈绎曾就在颜真卿的盖世杰作《祭侄文稿》中以其锐利的眼光看到了颜真卿书写时“郁怒”、“沉痛切肤”的感情变化。



《祭侄文稿》线条节奏随着作品的展开而不断改变。开始时线条沉稳、含蓄、笔画断开,随着连笔增加,速度加快,但一些连续性极强的线条之间,总有些点画断开的字作为隔离带,以至使作品在总体节奏不断趋向奔放、疾速的同时,隐含着抑扬的交替。当然,每一次循环都把整体节奏推向更激越的一个层次,作品最后在线条无法遏止的推移中结束。作品线条的外部运动和内部运动都包含了丰富的层次和极为细微的变化。它展示一种连续的完整的过程,展示了一种运动在某种精神背景支持下演变、推移,以至达到另一种无法预想的节奏状态的过程。从作品的起端无法推想它的结尾,更无法推想它在延续中的一切变化。

陈绎曾因此有了以下的观察:

“自‘尔既’至‘天泽’逾五行殊郁怒,真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飨’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

陈振濂在《文字在书法中的载体地位》一章(《书法美学》第三章)中,从文字内容的角度以元代陈绎曾的跋语为线索对作品进行分析:

《祭侄帖》(《祭侄季明文稿》)是颜真卿悼念死于安史叛军之手的侄子的文章,身遭家国之痛,他不会不无动于衷。我们顺着陈绎曾的提示去按察颜真卿的感情起伏:“前十二行甚遒婉”,这十二行的文字是:

“维乾元元年岁次戊戌九月庚午朔三日壬申,第十三叔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蒲州诸军事蒲州刺史上轻车都尉丹阳县开国侯真卿,以清酌庶羞,祭于亡侄赠赞善大夫季明之灵:惟尔挺生,风(按:应为“夙”字)标幼德,宗庙瑚琏,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何图逆贼间衅,称兵犯顺,尔父竭诚,常山作郡,余时受命,亦在平原,仁兄爱我,俾尔传言。”

这一段除自述官职之外,对季明的出身幼行作了概括的描述,以及点出时代背景,但尚未及本事。而且“仁兄爱我,俾尔传言”,是一种绵绵的回忆。尚未达到感情最高潮、冲突最激烈的阶段,有这样文字背景,其书法亦较平稳——当然是激越中的平稳。陈绎曾评其“遒婉”,可称的论。

“自‘尔既’至‘天泽’逾五行殊郁怒,真屋漏迹矣。自‘移牧’乃改”。这六行的文字是:

 “尔既归止,爰开土门,土门既开,凶威大蹙,贼臣不救,孤城围逼,父陷子死,巢倾卵覆,天不悔祸,谁为荼毒,念尔遘残,百身何赎,呜呼哀哉。吾承天泽……”。

这一段直接写出了季明父子的功绩与牺牲。“凶威大蹙”是颜氏父子的赫赫战功,“父陷子死”则是他们惨遭杀害的悲壮结局。对颜真卿来说,是亲兄长与亲侄子的惨死,切肤之痛与对叛军的切齿之恨,使这六行“殊郁怒”:感情的冲突达到高潮。

“自‘移牧’乃改。‘吾承’至‘尚飨’五行沉痛切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这五行文字是:

“吾承天泽,移牧河关,泉明比者,再陷常山,携尔首榇,及兹同还,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才(按:应为“方”字)俟还(按:应为“远”字)日,卜尔幽宅,魂而有知,无嗟久客。呜呼哀哉,尚飨!” 

这是文章的收束。文中谈到寻得季明死骸时,仅剩首级。史传他兄长颜杲卿遗骸亦荡然无存,仅寻得一足及头发数缕,是则更是沉痛切骨矣。沉痛和郁怒是两种不同的情绪,前者低回后者高昂,前者压抑而后者喷发;陈绎曾以为此是沉痛,颇可玩味。

就书法而言,写意书法必需从书法的线条与文字内容两方面去分析与发掘才能全面体会写意书法“形其哀乐”意境,故黄庭坚《山谷题跋》说:“鲁公《祭侄季明文》文章字法皆能动人。”

Friday, December 6, 2013

文书双绝话书谱 Sun Guo Ting’s Treatise on Calligraphy: Excellence in both Calligraphy and Discourse

谈到今草,还要提到谈到唐代书法家与他那被誉为文、书双绝的《书谱》。孙过庭是唐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这不仅是其以今草书法著名,而且因其所著《书谱》阐发的书学理论而为后世所重。


孙过庭,字虔礼,自称吴郡 ( 今苏州市 ) 人。孙过庭的生卒年不详,一般认为生于648年,活不到50岁就去世了。他短暂的一生中,命运舛厄,仕途坎坷,只做到“率府录事参军”,故又称“孙参军”。

由于怀才不遇,他便把自己的才智寄托于翰墨之中,“无间临池之志”。他尤以今草书著名,其所著《书谱》妙在用自己的笔抒写自家的理论,被誉为文书双绝之作。

先谈其文。通观《书谱》全篇,要点有六:

其一,追溯书史,推崇王羲之书法之美,提出了书法的“质”与“文”问题,强调必须在内在美“质”上下功夫,“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其二,自叙学书之体会,指出学书入门的要领和书法创作的条件。强调学书,既要讲究基本功,更要善悟,追求字外之功,达到“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境地。同时指出了书艺创作中的“五乖”、“五合”问题,指出了思想心理、时间条件等因素对书艺创作的作用与影响,得出了“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的结论。

其三,对前代书论进行分析辩误。指出《与子敬笔势论》并非羲之所作。

其四,提出了书法的本质“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提出了书法意象美的美学观点。

其五,总结了学书之要领,提出了学书的“平正”与“险绝”的辩证观点

其六,述当代评书之弊。指出要准确科学地评论书法作品的优劣,就必须认真研究书法之理,深知书法之妙。为书法评论家提出了很高但却是最起码的要求。

两汉以来论书之作甚夥,而此篇言简意赅,不蹈空疏,委曲切实,于“执、使、转、用”之际,阐述颇多精义,为故代论书名作。

手迹卷首题“书谱卷上”,篇末记“撰为六篇,分成二卷”。宋代以后所传,仅见三千七百余言,学者多疑有脱佚,近人朱建新考北宋以前论书者所称引,无一语出于今传本之外,而论文亦首尾完具,无以复加,故推证应为原文全篇。

再谈其书。《书谱》以今草书写,分上、下卷,款署垂拱三年写记。存纸本墨迹上卷,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石渠宝笈》载:卷高八寸五分、横二丈八尺七分,凡三百七十行。

孙过庭善真、行、草诸体,最负盛名的还是他的草书。其草书取法二王而稍变,才华横溢,清新流美,为后学之典范,开中国书法史上抒情写意草法之先声。

传世作品《书谱》 足以代表其书艺风貌。书法二王,笔势坚劲,后半卷愈益恣肆。唐代窦臮虽有“千纸一类,一字万同”之评,而明代王世贞称:“美璧微瑕,故不能掩也。”

《书谱》的意义有二:一是立今草典范,二是传书法观点。《书谱》为孙过庭的墨迹,神采焕发,自然天成,烂漫多姿,别具风神。中锋用笔,圆润流美,使转灵便,韵味深厚,得二王草书之神韵,又自出新意,不落二王成套。笔势纵横,墨法清润,洋洋洒洒,一气呵成,首尾圆合,耐人寻味,达到了文中所谈的“智巧兼优,心手双畅”的极高境界,被孙承译评为“有唐第一妙腕”。

历代习草者,多取为范本。

Friday, November 29, 2013

草中之龙十七帖 Shiqi Tie: A Model Work in Cursive Script

中国书法家被称为者,大概只有写草书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张旭被称为草圣,当然是因为他的草书写的好。王羲之被称为书圣,那是因为他的各体书法(包括草书)都好,再加上他是个承前启后的人物,书法改革之风,自创新体。

在王羲之之前,草书多是尚存隶意的章草书体,王羲之把章草变为今草经典之作的代表就是《十七帖》。这帖因卷首由“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此帖为一组书信,据考证是写给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公元347-361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 唐宋以来,《十七帖》一直作为学习草书的无上范本,被书家奉为“书中龙象”。它在草书中的地位可以相当于行书中的《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
  
《十七帖》风格冲和典雅,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绝无一般草书狂怪怒张之习,透出一种中正平和的气象。南宋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其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流出者。”全帖行行分明,但左右之间字势相顾;字与字之间偶有牵带,但以断为主,形断神续,行气贯通;字形大小、疏密错落有致,真所谓“状若断还连,势如斜而反直”。
  
《十七帖》用笔方圆并用,寓方于圆,藏折于转,而圆转处,含刚健于婀娜之中,行遒劲于婉媚之内,外标冲融而内含清刚,简洁练达而动静得宜,这些可以说是习草者必须领略的境界与法门。

自唐朝以后,人们学习草书王羲之《十七帖》当成范本来临摹。所以,历史上很多书法家都留下了临习之作。这些临习之作有些属于意临,也就是在临摹的同时带有自己的风格特征,有些临摹之作则比较忠实于原作的风格。下面我们对其中的一些临作作一下简单的介绍

宋·苏轼《临王羲之讲堂帖》

苏轼《临王羲之讲堂帖》现在流传下来的最早的临习《十七帖》的作品是苏轼《临王羲之讲堂帖》。《讲堂帖》是《十七帖》中的—件作品。我们若把苏轼的临习作品与《十七帖》中的这—段进行对照,则会发现苏轼的临作并不是完全按照原帖的样子来临的,尤其是笔画的形态,有苏轼自己的行书特征。苏轼在这件临作的结尾说:“此右军书,东坡临之,点画未必皆似,然颇有逸少风气。”他自己认为点画不相似,但感觉到抓住了原帖的精神气质。《临王羲之讲堂帖》行笔流畅,字形大小相兼,线条厚重而不乏飘逸之气,可以看出在书写时速度并不快,有优游不迫、闲散自适的境界,这一点正好与王羲之原作的精神相契合。另外,字形上也基本依照原帖,所以这仲临作应在似与不似之间。

元·康里子山《临十七帖》

元朝书法家康里子山的临作也非常经典。康里子山是元朝继赵孟頫、鲜于枢之后的一位成功书法家,草书是他最擅长的书体。他的临作与前面所介绍苏轼的临作在风格上有些不同。从形式来看,此临作更接近王羲之的风格特征。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与当时人们的指导思想相一致的。元朝书法家不像北宋时期苏轼等人那样强调自出新意,而是重视真心诚意地去学习古人,保持传统,甚至在自己创作时也是这样。我们这里选择的是康里子山《临十七帖》中的一段,叫做《诸从帖》,从点画到字形,都很接近王羲之原作,笔画简洁有力,笔锋峻爽,使转自然,一些连绵的线条也都非常遒劲,看得出作者对原帖非常熟悉,所以书写起来如行云流水。当然,这件作品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如字形比原作窄,章法安排上更加紧凑,不像原作那样宽松闲散。

明·胡正《十七帖》

明朝有许多书家都留下了《十七帖》的临作,较有特色的有胡正、项元汴、董其昌等。胡正是明朝初期的书法家,在历史上名气不大。明朝初期陶宗仪的《书史会要》评价他“草书用笔如篆”,这是针对他的创作来说的。他没有留下自己创作的作品,我们很难对他的艺术成就作总体的评判。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有他临写的《十七帖》—诵(见图)。从这件I临作来看,他曾对《十七帖》作过深入的研究。他的临作含蓄灵动,中规入矩,整体风格靠近赵孟頫。这很容易理解,因为明朝初期的书法家大都受到赵孟頫书风的影响。

明·项元汴《十七帖》

与胡正的临作风格相似的是项元汴。他是一位大收藏家,平生收藏的法书名画很多。他本人电擅长书画,不过在历史上更以鉴藏闻名。故宫博物院收有他临写的二王法帖一卷,其中有《十七帖》中的内容。他临写的思路和胡正基本一致,都是尽量与原帖靠近,用笔灵动,有秀润之气。我们开始学习《十七帖》,首先是要做到形似,从临摹人手,因而上述这两位书法家的临习之作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

明·董其昌《逸民帖》

董其昌是明朝后期很有代表性的书法家,擅长行草书。对于艺术,他主张要得到古人之神。他的理想是一种书卷气的萧散淡远,落实到技巧上则是无须过分用力,只要很随意地书写。他的书法作品都有一个统一的风格——用笔很轻灵,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拉得很开,给人的感觉很飘逸。他临写的《逸民帖》(《十七帖》中的一种,与他的指导思想是合拍的。该件临作不太关注是否与原帖一致,很多字都有重新改造的痕迹,章法安排也是顺其自然,行与行之间很松。该临作虽然不追求与原作的相似,但作品的趣味还是非常传统。

明清之交·王铎《诸从帖》

明清之交王铎临写的《诸从帖》(《十七帖》中的一种,也很有名。他是这个时期的一位书法大家,平生花了很大精力去临摹魏晋时期名家的作品。据说,他一天临帖,一天写作品,这样坚持下来达几十年之久。他把王羲之草书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留下来大量的临习之作。有些是按照原帖的样子来临习,有些是自己发挥,水平都非常高。这仲临作属于前一种类型,即按照原作的格局临习,每行的字数少有差异。当然,像他这样功力深厚的书法家,不可能一点一画照着原帖依样画葫芦。他的这件临作整体风范圆转舒和,显得得心应手。此外,该作还增加了一些牵连,笔画也没有原帖那样多的方折,可以说既遵从了原帖的精神,又有了自己的变通。

Saturday, November 23, 2013

怀素:自叙帖 Huai Su's Autoboigraphical Notes

颠张醉素指的是唐朝狂草大家张旭与怀素。谈到狂草名帖,张旭的《古诗四帖》与怀素的《自叙帖是不能不被提到的。怀素的《自叙帖》更是被认为是中华第一草书,是怀素流传下来篇幅最长的作品,也是他晚年草书的代表作。


《自叙帖》系纸本草书。卷纵28.3厘米,横775厘米,共126行,698字。书於唐大历十二年(公元777)。《自叙帖》传世墨迹有三种:一在武功苏子美家,一在蜀中石阳休家,一在冯当世家。苏氏所藏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首六行早损,为苏舜钦补书。今人考证为宋人摹本或临本,现影印出版,局部均为原大。帖前有明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序”四字,后有南唐升元四年(公元940)邵周、王囗囗重装题记。钤有“建业文房之印”、“佩六相印之裔”、“四代相印”、“许国后裔”、“武乡之印”、“赵氏藏书”、“秋壑图书”、“项元汴印”、“安岐之印”、“乾隆”、“宣统鉴赏”等鉴藏印。


《自叙帖》的内容为自述写草书的经历和经验,和当时士大夫对他书法的品评,即当时的著名人物如颜真卿、戴叙伦等对他的草书的赞颂。

唐任华有诗描绘了怀素作书场面:“狂僧前日动京华,朝骑王公大人马,暮宿王公大人家。谁不造素屏,谁不涂粉壁。粉壁摇晴光,素屏凝晓霜。待君挥洒兮不可弥忘,骏马迎来坐堂中,金盘盛酒竹叶香。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之后始颠狂。” 可见,怀素书写《自叙帖》时是一种“进入癫狂状态的创造美、人性美的淋漓尽致的表现”,昂扬激越,生机勃勃,充满激情和想象力。

草书最能表现书家心境,而“醉书”更将个性、意气和不可遏止的激情,连绵不绝地任笔流淌,超然自得。怀素酒酣兴发,进入“忘我”之境,又将“自我”化入笔锋,尽情释放,于潜意识功能作用中,达到如得“神助”的意外效果。怀素自己的描述是:“心手相师势转奇,诡形怪状翻合宜。人人欲问此中妙,怀素自言初不知。”“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真可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怀素作品风格可分为三种: 一是尚未完全摆脱前人作风,如《圣母帖》、《食鱼帖》、《苦荀帖》、《藏真帖》,保留晋法甚多。其中,《圣母帖》多有颜真卿作风;二是循和平澹的书风,如《小草千字文》,与其狂肆作风大异其趣。三是自成一家本领作风,如《清净经》、《四十二章经》、《自叙帖》。

《自叙帖》堪称标准的怀素书,为草书长卷,以瘦劲、细挺的线条为主,用笔迅捷利索,随势提按,粗细变化微妙。清代安岐称赞此“大草书,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明代文徵明谓此帖:“藏真书如散僧入圣,狂怪处无一点不合轨范。”

Friday, November 15, 2013

怀素:一个吃鱼的和尚 Huai Su: A Monk Who Ate Fish

怀素既是狂僧,又是醉鬼,更是杰出的书法家。僧界狂人,耳熟能详的当然算是济公和尚,而怀素仅为文人雅士所传颂。怀素做和尚确实出了格,因为他坏了佛家许多的清规戒律,食鱼又吃肉,还喜欢饮酒作乐,不分场所,到处涂写,遇到墙壁写墙壁,遇到衣物写衣物……人人见而避之,却又心怀崇敬。他真实、可爱,不受世俗羁绊,不受佛家所囿,自然少了非议而被认同。

怀素传世墨迹,共有四帖:《自叙帖》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苦笋帖》现藏上海博物馆,《论书帖》现藏辽宁博物馆,《食鱼帖》曾藏山东青岛博物馆,现藏山东青岛图书馆。这里要提一下《食鱼帖》,因为怀素在《食鱼帖》中提到“食鱼食肉”的现象。


《食鱼帖》,亦称《食鱼肉帖》八行,古摹本。五十六字。29×51.5cm。钤有“希字半印、“军司马印”、“赵氏子昂”“项元汴印”等鉴藏印。他在《食鱼帖》中这么写:

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①所笑,深为不便,故久病,不能多书,实疏②。还报诸君,欲兴善之会,当得扶羸也。九③日怀素藏真白。

注:① 常流:凡庸之辈。②此字左半已破损。③此字残损。

从这幅狂草手札,鱼成龙,腾云驾雾,旋风聚雨,一个旷达襟怀和极具个性的“狂僧”跃然纸上,栩栩如生,高迈之情,豪爽之意破墨而出,超群拔俗又在尘俗里。食鱼又吃肉,虽然犯了佛家戒律,却也似乎在情理之中。

杨秀发在《怀素的时代及其身世》一文中认为,南宗禅在惠能的弟子怀让(677744)时期,于戒律的修持上出现了松动。当有僧徒问是否可以吃酒肉时,怀让答道:“要吃,是你的禄;不吃,是你的福”。由于此时的南宗禅并未达到晚唐的狂禅阶段,禅僧的思想处于发展演变期,人们对禅僧不守戒律的行为还不太能接受。因此怀素一方面饮酒食肉,一方面又常常感到不便:“老僧在长沙食鱼,及来长安城中多食肉,又为常流所笑,深为不便……”


《食鱼帖》书法高华圆润,放逸而不狂怪,笔墨精彩动人,使转灵活,提按得当,风格在真迹《苦笋帖》、宋拓本《律公帖》等之间,结字亦近宋临本《自叙帖》。亦有评者以为笔划稍嫌滞涩,枯笔中见有徐徐补描之迹,应是半临半摹之本,但勾摹技巧高超,所见只有唐摹《万岁通天帖》,能与比拟,结体笔划保持怀素书法的面目。就高古作品而言,早期摹本与真迹有同等重要的学术价值。鉴定家徐邦达先生1979年曾撰文论证此帖,学术界公认此为徐先生重要鉴定发现成果之一。《食鱼帖》经北宋人吴吉吉题跋,又钤有元代赵孟兆页、乔篑成、张晏、张雨,明代项元汴、项笃泰、华幼武和清代何元英等收藏、鉴赏家印88方,历四朝,传千年,流传有绪,是现存怀素四件公认传世作品中的佳作,弥足珍贵,堪称国宝。

Friday, October 25, 2013

张旭:古诗四帖 Zhangxu: Four Ancient Chinese Poems

《古诗四帖》是否为张旭所作,尚有争议,但它是张旭笔法系统中一件重要的作品。它大部分线条不强调提按,而重视粗细均匀的线条中使转与速度的变化。中侧锋并用,笔锋常落在线条端部的一侧,但立即转为中锋;同时流畅中又往往生出圭角,如“年”、“别”等字,有不可端倪之感。左右部分衔接时,有时用粗重的线条。这一点在颜真卿《刘中使帖》中的笔触也可看到,通过此点能看到颜、张的关系

《古诗四帖》属狂草。特点是较过去更为狂放,整体气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急风骤雨,所以在草书发展史上是新突破。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

《古诗四帖》笔法奔放不羁,如惊电激雷,倏忽万里,而又不离规矩。行文跌宕起伏,动静交错,满纸如云烟缭绕,实乃草书颠峰之篇。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古诗四帖》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冶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

释文
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飘飖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溜,青鸟向金华。汉帝看桃核,齐侯问棘花。应逐上元酒,同来访蔡家
阙临丹水,南宫生绛云龙泥印玉简,大火练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吹分。虚驾上,空香万里


谢灵运王子晋赞
质非不丽,难之以万年。储宫非不贵,岂若上登天。王子复清旷,区中实哗嚣。喧既浮丘公,与尔共纷翻

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

衡山采药人,路迷粮亦绝。过息岩下坐,正见相对说。一老四五少,别可?其书非世教,其人必贤哲

Friday, March 1, 2013

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在日本 Copies of Model Calligraphic Work of Tang Dynasty Found in Japan

1973年在日本的五岛美术馆“昭和兰亭纪念展”上,初次公开一副唐摹本的王羲之书法《妹至帖》后,这个帖才为世人所知。这摹本《妹至帖》,纸本,草书,纸本,二行十七字,纵25.3厘米、横5.3厘米。

妹至帖释文: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营视之。

据日本说此帖发现于某大名家传的“手鉴”中。所谓“手鉴”就是将历代名人书迹切割成数行收入册页中,作为鉴定古代书迹的比较资料。

此帖中文字多见于王羲之其他法帖,如“羸”“遣”“忧之”“可言”“旦夕”等字,都很有特点,类似写法均可见摹拓墨迹本《七月帖》、《桓公当阳帖》以及《蜀都帖》,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属于典型的流丽圆润一类型的王书。《七月帖》、《桓公当阳帖》言桓温第二次北伐,时在永和十二年(356),如果其字迹可信,则写《妹至帖》的时间可能与之大致相近。

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妹至帖》亮相,起拍价2000万元,叫价经2100万至2200万后无人继续喊价。由于该价位尚未达到拍卖底价,最终导致流拍。据说该帖不久即将在香港佳士得再次拍卖。

40年后的今年(2013年)1月8日早上,日本NHK电视台发布新闻,称一件王羲之的双钩摹本在日本被发现,被称为《大报帖》。这件堪称“世纪新发现”的作品将于1月22日至3月3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此次发现的摹本长25.7厘米,宽10.1厘米,分为3行,共24个字:

大报帖释文: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日耳。

这被认为是书信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日常生活和心情。根据摹本开头的文字,将其命名为《大报帖》。

为何鉴定为王羲之摹本?首先,文中有王羲之儿子的名字“期”的字样,而且有“日弊”等王羲之经常使用的措辞;其次,与1973年公开的《妹至帖》等王羲之的摹本酷似;再次,确认存在“双钩填墨”的痕迹,即利用很细的笔描出文字的轮廓,然后将内部用墨仔细填满。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帖》、《何如帖》和《奉橘帖》,真迹无留下,人们所见的就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

书圣王羲之没有留下真迹,只能通过摹本来了解其字体。据传,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曾命令宫中的专业匠人制作了大批摹本。日本目前存有《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等精致的摹本。

有趣的是,这相隔四十年后被分别发现的《妹至帖》和《大报帖》被爱好书法的细心网友左右拼贴在一起,结果竟然意外的贴合。两纸之间稍有缝隙,推测是各自装裱压边所致。因此有人认为二者同出一纸,某一时间被裁割为两片。


妹至帖
大报帖

Friday, November 2, 2012

隶书法帖 The Model Calligraphic Works of Lishu (Clerical Script)

学习隶书,可以先临摹点画结字都比较工稳精到、隶法俱备的东汉典型隶书,下一步才选择个性风格较强的汉代隶书作深入的研习。个人的看法是以《曹全碑》作为入门,接下来可临《张迁碑》与《石门颂》。

《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立。此碑以法度见长,由于原碑至今保留完好,笔画基本清晰,通过临摹,可以掌握隶书的基本书写规律,为进一步学习其他风格流派的隶书打下良好的基础,所以是学习隶书的良好入门临摹范本。

基本上,此碑点画、结字、谋篇无懈可击。点画富于变化,于平和圆润中含古厚之气;结字平正清雅,神完气贯,一派华贵之态;章法清通疏秀,字距大行距小。由于字形扁宽,所以字与字上下之间的距离显得疏朗,而左右之间的距离显得紧密。这样,左右分张的波磔在横列间联翔飞扬。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作为第二阶段的临摹范本,可在破法的过程中得到许多启发。此碑用笔方劲沉着,极少纵逸,故点画坚实而浑厚,笔势自然中透着倔强。结字虽横向取势,字形也算方整,但是或大或小,或方或扁,全然是因势利导,因字立形,无一定规律,故奇趣横生。

此碑多用方笔,临摹时在法度之内,用笔尽可能大胆果敢,书写时不可雕琢。

《石门颂》全称《司隶校尉为杨君颂》,也称《扬孟文颂》。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11月立,属于摩崖隶书。世人推崇,谓其灵秀、宽博、高古、苍茫、肃穆、野逸、雄强、奔放,似乎有说不完的美。也有人认为是隶书中的草书。用笔起收了无矜持,来去无迹;结体自然而然,无不妥帖;通篇行列疏密,排叠错综,浑然天成,字字有飞动之势。

此碑可作隶书第二阶段临摹范本,可进一步开阔眼界、陶冶情操,得到个性的充实。

Friday, February 3, 2012

Treatise on Calligraphy 书谱

The Treatise on Calligraphy by Sun Guoting (or Sun Qianli, 646–691), a Chinese calligrapher, theorist and scholar-official of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the first important systematic theoretical work on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has remained important ever since, though only its preface survived. It is also the only surviving calligraphic work of Sun. Therefore it is responsible for both Sun's reputation as an artist and as a theorist.

The only reliable source about Sun’s life is a memorial text by his friend, the poet Chen Zi'ang (656 – 695 or 661-702), which reports that Sun lived in poor circumstances and died young. It is known that he served in minor positions at the court of the Tang empress Wu Zetian (624-705).

The preface of the Treatise on Calligraphy survives as a copy, probably executed hastily by Sun from his original, consisting of 351 lines of cursive script in handscroll format. The preface establishes grades of artistic rank to which calligraphers are appointed and places Wang Xizhi at the peak of a tradition originating in the 4th century. Sun tre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tic form and expressive content, emphasizing the personality of the artist and establishing calligraphy as a creative activity. He discusses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calligraphic styles and makes critical remarks about famous works.

In calligraphing the Treatise on Calligraphy, Sun Guoting draws on Wang Xizhi’s style of merging square and round strokes in his cursive script works. Incongruence between character shapes does not stand in the way of maintaining contextual coherence. The brushwork is smooth and brisk without flouting rules. The use of ink is smooth and moist, making trhe strokes distinctly recognisable through the undulations. A sense of candid expressiveness prevails throughout the piece. The only flaw, if flaw it is, in this gem of a work is the uniform, repetitious appearance of some characters, in contrast to Wang Xizhi’s Preface to the Poems Composed at the Orchid Pavilion, in which a total of 18 ‘’ are rendered in a colourful array of variations – a rare feast.

唐初书法家、书法理论家与学者官员孙过庭(又名孙虔礼,646 - 691)的《书谱》是最早最重要的一篇有系统地谈论书法的理论著作。虽然现在只存有序文,它还是至今重要的书法文章。它也是孙过庭仅存的书法作品。可以说,它的存在,是孙过庭作为一个书法家与理论家的明证。

世人对孙过庭的生平所知不多,唯一可靠的资料是他的好友诗人陈子昂(656 – 695, 一作661-702)所写的一篇悼念文。该文报道孙过庭的处境贫困,很年轻就去世了。据说他在武则天(624- 705)的朝廷中作过低级官员。

现存《书谱》序文不是正本,可能是孙过庭从正本急忙重抄,用的是草书手卷形式,共351行字。序文为书法家评定级别,把生活于4世纪的王羲之的书法艺术评为最高级。孙过庭把艺术的形与质关系,强调艺术家品格与书法书写是创意活动。他也讨论各书体之优劣,并对著名作品给予评论。

在把《书谱》当作书法来书写时,孙过庭把王羲之的方笔与圆笔融合。不一致的字形状并不妨碍上下文的连贯性。笔画线条流畅与活泼的同时还遵守书法书写规律。其用墨亦流畅与润湿,使线条在波动中清晰可认。书写自然的表现通篇可见。如果要说有什么缺点,而那也可以说是缺点的话,就是这篇杰作出现的一些重复字没有变化,这比起王羲之《兰亭序》中18次出现‘之’字写法不同,就显得不足。



Friday, March 11, 2011

Xue Ji: Stele of the Chan Master Xinxing 薛稷:信行禅师碑

‘Four Masters of Early Tang’ refers to Ouyang Xun, Yu Shinan, Chu Suiliang and Xue Ji.
Stele of the Chan Master Xinxing 信行禅师碑
Ouyang Xun is famous for his square, energetic and ‘steep’ writing, whereas Yu Shinan for his robust, rounded, and smooth brush strokes. Chu Suiliang and Xue Ji are known for the spare beauty and boniness of their style.
The four calligraphers’ works were models of the Tang calligraphy in brush using techniques and stroke writing rules. Among the four, Ouyang Xun and Yu Shinan created their new styles and developed the art of Chinese calligraphy into a new level; hence they had profound effect on later calligraphers.
Xue Ji was not only famous in calligraphy, but also skilful in painting, specialized in crane, the most popular bir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is a symbol of longevity and auspiciousness.
Xue Ji learned calligraphy from Chu Suiliang. Their calligraphic works are equally good and they both shared a similar style of writing. The saying was spread among the people at that time that “you can either buy Chu’s or Xue’s calligraphic works, it does not matter as their value will not depreciate.”
Unfortunately none of Xue Ji’s calligraphic works have been preserved until today, although the calligraphic work the ‘Stele of the Chan Master Xinxing’ is said to be written by him. The slender brushwork and the ‘open and airy’ character structure in this inscription had a direct influence on Liu Gongquan (778 – 865), master calligraphy of the Late Tang and foreshadowed the ‘slender gold’ style initiated by Zhao Ji (1082 – 1135), Emperor Huizong of the Song Dynasty. For this reason, Xue Ji found himself a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all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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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大家是: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与薛稷。
欧阳询以其方折笔法,活泼险绝的书写而出名,而虞世南以刚健、圆滑的笔法取胜。褚遂良与薛稷则以绮丽与多骨而闻名。
这四名书法家的书法成为唐代书法用笔、线条书写法则的模范。四人中,欧阳询与虞世南发展了新风格,把书法推上一个新的水平;所以他们对后代书家有深远的影响。
薛稷不但以书法闻名,亦精于画,专长画鹤。在中国历史里,鹤是最这名的鸟类,也是长寿与好运的象征。
薛稷跟褚遂良学书法,所以他们两人的风格相同。两人的书法同样好。当时就流传这样的话:‘买褚得薛,不失其节’。(不管是卖褚遂良或者是薛稷的书法,价格都不会掉。)
很可惜的是,薛稷并没有传世书法保留至今,虽然现存的《信行禅师碑》被认为是他写的。这个碑里细瘦线条笔法与疏松的文字结构对后唐大书法家柳公权(778-865)有很大的影响,还成为宋皇帝徽宗赵佶的《瘦金体》的前身。因为这个理由,薛稷就在中国书法历史中找到了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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