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传承与革新，传统上大约遵循两大途径：一是启功所说的自然的进步改革，另一途径是有意去“革新”。
启功认为有意的总不如无意的，有意的里头总有使人觉得是有意造作的地方。可是传统的书法书写创作，有意革新还是一直有人在尝试的。这种革新的尝试，有个特别名词，那就是“破体书法”。
所谓不破不立，“破”字就书法革新而言，可以解释为“超出”的意思。就是说，“破体书法”是多种书体同存于一幅书法作品中的意思。这样解释“破体”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徐浩《论书》：“钟（繇）善真书，张（芝）称草圣，（王羲之）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这里，小令实指王献之。就是说，王献之改变字体，别具新法，创造了变体的行书，被称为‘破体’。
又曰“古之章草，未能宏逸，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藳行之间。” 句中“伪略”二字，沈尹默先生曾释之曰：“伪谓不拘六书规范，略谓省并点画屈折。”的确，王献之打破了章草常体固有的体式规范，“非行非草，流便于草，开张于行，草又处其中间”，而破体正是这样一种介乎藳书和行书之间的一种体式。（注：藳书为草书的别称。）
王献之的《十二月帖》，其实是破体书。开头“十二月”三字作行楷书，后转为行草，字势连属，极草纵之致，这正是王献之破体的明证。孙过庭《书谱》所言王羲之 “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可为破体作一注脚。
在每一幅王献之的传世书法神品中，都没有墨守成规、拘泥形式，都有所突破和创新。因此，王献之才被公认为“破体书”的开山鼻祖。并且他的破体书还培育了历代无数破体行草书家，其中最著名的就有怀素、颜真卿、米芾、王铎等。
但遗憾的是、由于唐太宗的个人喜好，他十分推祟王羲之的书法而不在意王献之的书法，所以于献之的破体将真迹流传下来的非常少， 十分罕见。到北宋宣和年间，宋徽宗非常喜欢王献之的书法，《宣和书谱》所收藏的工献之书迹多达八十余件。但遗憾的是，这些墨迹大多都没有保存下来。目前仅存的墨迹本，不超过七件。
王献之所创造的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话体之美的破体行草对中华书法作出了独特贡献。只可惜，现在“破体书”的名称己被“行草书”所完全取代。
宋米芾《戎薛帖》（又称《临沂使君帖》），前行后草，行草相半，动静节奏对比明显，是典型的王献之破体方法。
颜真卿《裴将军帖》，此帖兼有真、草、隶等字体，董其昌称鲁公传世帖中“当以此帖为最”，清代书法家王澍云说道：“书兼楷行草若篆若籀雄绝一世，余题为“鲁公第一奇迹”不虚也。”
郑燮为代表这一类杂糅破体创新意义，一直有二派意见：褒之者认为他“书有别致”，“兼众妙之长”，“乱古铺街”，而贬之者说“然失之怪，此欲变而不知变者”。
书体是古今书法作品最直观的表现形式，篆隶真行草，所谓“各有定体”是也。如果说无意的自然革新是沿着定体书法的道路前进，那么，破体书法就是传统上“书无定体”的有意创新。
杰出的书家总能兼善变通，别构一体，其个性化书风即与破体创新密切相关。从这点来看，“书无定体”可视作书法创作及其审美的一项重要原则，定体与破体之间的矛盾消长则是我们探索书法创新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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