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The Theory of Wri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3) 书法创作论(三)

以下是苏德茂老师针对书法创作理论所写的第三篇文稿。


------书法的创新和创造例说

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很多,但大多数属于继承传统一类,其中大部分属于不成熟的阶段 ----  或学习时间短或学习时间长但不得法,基本笔法与创作要领,尚未掌握,约占学习书法人群的75%以上;另有20%上下的人,或学习相当长时间,但修养不足,文化低蕴不深,欲进一步提高遇到障碍;书写技巧上尚可甚或有较好的水准,但领悟能力差,欲有所飞跃,不得门路,致使这些人创作水准仃滞不前;或技巧与修养兼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创作,自命不凡或不再求进取,固步自封;或入野孤禅一路,不能继续进步;真正为书法艺术拼一番事业的人,百无三、五人。中国如此,新加坡也差不多如此。

我见过许多中国书法家或著名书法家,名实相符者不多。

一、传统的学习与创作

中国书法这门艺术,传统积淀异常丰富。

传统的书法学习与创作,要求:深刻理解前人的传统与精神,期于在风神、气骨、理法、技巧及格调、意境上有所参悟,融铸成自我的创作风格,最终归结到“化人为我”和“入古出新”的两种境界。

传统书法的学习与创作,只要学习方法对头,“化人为我”尚能实现,而“入古出新”,一要有勤奋努力的学习,二要天分高,有创造的品格。

黄国良先生(石公)学曹全,按照他的理解,创作出石公样曹全,缺乏恬淡的静气,有一点板结,更多一点做作的碑刻味的刀斧痕。

他的十数个门生,早年从他学,曹全的隶味少了一些,石公样曹全体承袭下来,更突出了一点修饰味,愈加甜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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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中国清代善学曹全的作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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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梦丰先生写沈尹默行书有所得,得神似,并加入了厚重的特色,可以说实现了“化人为我”,对他来说,是成功的。但他的众多学生的创作,“化人为我”这一环节,有的仅到“化许成我之许也”。独有李凌千先生出于许门,但其风貌不同他的同学,有帖味,笔墨沉静,气韵生动,较为雅致,应属于“化人为我”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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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我曾读过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先后四届毕业生创作册。陈声桂先生书法结体宽松,追求大气,得中锋笔法。大学毕业生,先后近百人,经过三年的学习,大部分可以说皆做到“化陈为我”,少有新意。我就不罗列全部作品集的百篇一律的作品了。

卢志强、王运开毕业后,又继续向其他老师学习。通过临帖、创作,吸收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其风格已有明显转变。

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应为学书者所信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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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例子。于右任将北碑方笔转折化为圆笔使用,兼收各家草法融为一炉,注入了自己的情意而独创于右任体草书,此为“入古出新”的创作,有创造性。

于右任在书法艺术上,有两个重大成就:

一、碑体行书
早年学二王法帖,四十岁后学六朝碑版,笔法由方转圆,为半楷半行,
五十三岁到五十六岁或楷中带行或行中带草之碑体行书 
二、标准草书
          五十六后作行草。
          标草:字字独立意味增多,连续意味减少,结体有内擫转为外拓。
          八十岁后,人书具老,返虚入浑,灵和朗畅,碑帖融合。

他的门人刘延涛,以于右任为指归,其创作仃在“化于为我”的层次。虽然他的草书纯熟,但“真我”之面目未现;胡公石,虽孜孜以学,其书法没有转化为创造的境界,可以说流连于理法而未腾跃于理法之外,入古无疑,但未及“出新”之门。

在台湾学于右任而有成者,还有王普同。

学于右任,还有“食古不化”、固守“标草”者,为中国一名颇有名的书法理论家,他在赏析于右任书杜甫诗为帖中出现一些字的不同写法,为他判定其中某个字,到底应怎么写才能算“标草”而伤脑筋,不求变通,呆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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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例1到例4,容易发现一个问题:何以后学总跳不出先师的巢穴?何以后学的书风与乃师如此相近?

简言之,我以为一是为师者才传道、教导不得法;二是为学者,学不得法,或对尊师过于迷信,学习中亦步亦趋,未能越雷池一步,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去创新没有解决。
传统的习书方法之二是:重视“心临”古帖。这些人大多数为绝顶聪明的人,有独立思考,追求又不甚执着,他们着重的是“化人为我”,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技巧层面的限制,达到“出新意”即创新常有局限。

如著名画家、学者谢稚柳自言:“我写字的历史是没有的,没有下过苦功夫。”谢稚柳书法主要取法(传)张旭“古诗四首”。帖本身使转牵强,缺少内在节奏。而他写字更突出现了这些,且又主张“书法作品要有不平凡的刺激性”、“师心不师迹”,以致帖中细节把握不好,暴露出技法的功夫欠缺,常出现奔突、奇兀的笔势变化,故作品经不住推敲、乏意蕴,因法度不足,故审美效果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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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学者、著名报人吴丈蜀自述:“从来没有用笔来临过一天碑帖”,又说他“受到更大启发的是谢无量和于右任两先生的书法”,他的书法同谢稚柳相仿佛,不以实际笔墨体验为学习书法,而是重视前人的书法传统的精神的理解。吴的书法小有成就,在于他的用笔习惯、审美观念和谢无量与于右任的共通性。

谢无量(1883-1964

四川乐至(成都)人。民主革命赴日本,与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为同学。最初书报。著书《中日大文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
1923在中央大学,1956到中国人大任职。
于右任赞“笔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
沈尹默:“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
帖、碑凡符合自己情性就学,为我所用。他学习的方法更注重“读”,用心去读,品其神韵。

他属于融碑化帖的成功者,不拘泥于具体点画结体的形似,追求体势和意韵的融合。其为书无碑的粗疏与狂野,无帖之纤弱与漂浮。其书法成就,主要得益于广博的学识修养和我行我素的创造精神。

因为吴不属于原创,表面上虽在气息格调上似乎和谢、于相颉颃,但缺乏技法上的锤炼,神采、风韵上都感到不足。

我以为在当代新加坡“师心不师迹”,而有成就的书家,或吴耀基、陈瑞献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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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简、求变是人类文化、科技进步亘古追求的原则

在书法上,习书者从红颜到白发,年复一年孜孜以求的“临帖”、“创作”。从汉人“若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钟繇·用笔法》。钟繇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诞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的痴迷。当今有人竟累死在书案之下。玩书法的人都渴望成就书法,何以方能登堂入室,答曰:奋发临帖,变化创新,嘎然独造。

怀素为加快书写速度而减少提按,为加快书写速度大量制造引钩与牵丝、为加快速度而将转折大量的化为圆转,而与王羲之草书拉开了距离。

黄庭坚在结体上将鹤铭字向四周开张的行楷法引入草书,结体上加大侧倚的变化,多有当今所说的图案化的造型,而成为宋代最具书法创造意识的书家。

于右任以北碑为基础,章草为依据,博采历代草书的精萃,由编制“标准草书”到字字独立,气息博大、沉厚浑涵、极富情趣的于体草书的创造。

林散之,在当代以其博学及七十馀年的不懈追求,在草书上从笔法到墨法,意境皆造新境。
怀素、黄庭坚、于右任、林散之的草书是入古出新代表,并有一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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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伊秉授、张裕剑之隶书、郑燮之乱石铺街的行楷、熔多体于一炉之八分半书、维钊蜾扁体、王镛之草隶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当代沃兴华、王冬龄、邱振中、白砥诸人也尝试书法创作的创新,并著书立说进行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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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当代书法家的创作,试作分析。

1:王彤云作品
王彤云,广西人,现为世界华人文化协会副会长、世界科教文卫组织专家、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百杰书画名家大师、世界书画艺术院院士。
个人业绩入编多部大辞典。
荣获“世界名人艺术勋章”, “首届中日书画书圣奖金奖”,“世界名人书画艺术大展金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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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xxxx 主席作品
某国有人赞赏誉为具有创意意义的草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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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您怎么认识。

3,下面介绍在台湾很有影响的书艺家徐永进。

徐永进学习书法伊始即有振兴中国书法的使命感。十七岁时,徐永进读了一年新竹中学,右改考师专,来台考察的日本书道团说:“再过几年,你们中国人都要到日本学习书法。”徐永进想,“我不信,我就要写给你们看。。”从此,发奋学书,天天埋头苦练,分秒必争。
在《台湾当代书法家艺术家徐永进》一书中,对他的学书历程做了如下的回顾:

楷书以柳公权玄秘塔入门,行书以王羲之圣教序为根基,其次又临魏碑汉隶,穷年累月奋力书写。他由甲骨文写到篆、隶、楷、行、草多体皆备,又将晚近出土的楚缯书、战国帛书、秦简、晋侯盟书出土墨迹,临写时再融入己意创意发挥,

他说,临帖只是手段,不是终极目标,临摹的目的在于创造。

书法贵在灵性,而不是技巧,如果你放掉一些金科玉律,给自己多一点自由,多一点想象空间,多一点实验,多一点思维,一定可以写出自己独特又有趣的创意作品。

不能只注重书法,要广交各种姐妹艺术。

艺术最大的力量就是游戏心。中国书法就是太严肃,最好能玩玩出一片天真。

创作中,他成功了,看他的作品,有的虽线条质量稍差外,确实洋溢着创造的激情。他不愧颇具实力的创意书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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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茂
2011.7.15 – 2012.2.1
2012.3.30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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