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美学：美从何处寻？Where to Start the Calligraphy Aesthetics Study？

书法美学就是从美的角度对书法进行探讨。可是，在古代，中国没有一门叫做“美学”的学科，这个学科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在书法美学的建构过程中，早期美学家通常以西方美学方法或西方艺术视角作为参考指标。

可是，书法是中国特有的纯粹本土艺术，地方色彩特别浓厚，要引进西方美学在中国建立书法美学这门学科，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把美学视为如数学那样的普遍的学科，放之四海而皆准？中国完全可以照搬？

第一代中国现代哲学家对于中国美学的最初理解是“美学在中国”(Aesthetics in China)，更为确切地说，是“西方美学在中国”(Western Aesthetics in China)。 对他们而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区分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因为当时一个预设的看法是，西方美学就是普遍美学。

对于美学的普世性，人们试图从这样一些方面来认识，一是理论的科学性质。正像没有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中国化学、中国逻辑学一样，一些学者在论述中暗示，只有中国的美学家，而没有中国美学。他们认为，美学具有普世性，它研究一些普遍的美的规律。这其中包括比例、对称、黄金分割等形式方面的规律，也包括形象、典型等超越了形式性，在一些哲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学等于同于一般自然和社会科学，具有一种客观性。

一些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思想有着很深了解的人，也试图论证一种思想，即西方所具有的艺术思想，中国实际上也有，只是过去未引起人们重视而已。因此，中国的文学艺术思想，与西方是相通的。

完全按照我们理解的西方美学的模式来建立现代中国美学，除了是不是能恰当理解和阐发中国美学传统就成了问题，还会产生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如果中国的美学研究者只是研究西方美学或介绍西方美学，那么就没有中国美学自身存在的问题，而只有西方美学的汉语写作问题。

要承认中国美学的合法存在，必须坚持美学不是普世性的。美学如果是普世性的，就像数学那样的话，那么势必得出西方美学就是普遍的美学，因为不管怎么说，是西方的 aesthetics 使我们对自己的审美经验以及相关的一切有了规定性自觉。如果美学是民族性的，即不但有西方美学，也有中国美学、伊斯兰美学、日本美学和印度美学的话，那么，建立中国人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就是不可避免之事。

这就是美学的普世性与民族独特性之争。

这种争论，在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的、有着悠久的自身传统的大国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的美学界存在一种倾向，认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文学艺术传统、独特的审美传统，以及思想传统，应该对这些传统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具有独特解释力的中国美学。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在提到“中国美学”时，指的都是古代中国美学，如“儒家美学”、“道家美学”等等，而对于20世纪或以后的中国美学，则称为“现代中国美学”，其内容可能并不涉及延续古代中国美学的思维，而以西方美学理论来阐述中国艺术，“现代中国美学”几乎成为“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同义词。这就造成一种特殊的现象，即中国等于古代，西方等于现代。

其中以朱光潜等人为代表的美学家所采取的基本上就是“西学美学在中国”的立场。他们所接受的是西方文学、美学的系统教育，因而的主要美学著作和30、40年代的美学教学中气采用的基本上是西方近代美学体系。他们大的框架体系、美学命题、概念是西方的，但由于他们深厚的国学基础，所以能融会贯通地将中国的例子用于其中。他们成为“现代中国美学”的奠基者。

而以王国维和宗白华为代表的学者则致力于运用西方美学的基本框架，对中国美学进行研究，并在这个理论框架所提供的可能性之中寻找中国美学的独特之处。这种尝试，使他们成为超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框架的重要的先驱。

50、60年一些美学家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全面确立（相对于30、40年代的传入和初步确立），当时不论观点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以苏联的美学体系以唯物主义为框架的大前提是共同的。

80年代新的美学热开始，此后在中国虽然大量翻译出版了西方当代美学的著作，但是学者们在建立自己的美学理论框架时却没有明确提出以何为体，或者可以说大家并未找到真正坚实的立足点。到了20世纪末，他们不仅对现状不满，而且要寻找更合理的立足点以建构新的美学体系。书法现代性探讨就是在这种氛围的激励之下得以展开, 美学现代性的动员迅速又广泛, 在80年代引起的创作与理论热情都是空前罕见。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似乎都迅速拥有了它们生存和发展的巨大空间，并申领了属于各自美学取向的口号与理论支持。

有趣的是，历史老人有如一位灵巧的变脸师，马上把现代的、后现代的脸谱统统拉下，取而代之的是惊人一致的传统面孔。

中国书法美学的探讨在当代中国美学“无”体或寄托于“西方美学在中国”的大环境下，书法热从80年代开始的几年内虽然也形成规模宏大的格局，但至今理论研究中的简化、繁琐化的现象还是普遍存在，无法出现一个严密无懈的中华本土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