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美学：西方的抽象本体与中国的观物取象 From Abstract Noumenon to Viewing Images with Imagination

西方哲学有三个基本范围：存在论、知识论与价值论。存在论讲哲学与艺术、实与虚的关系；知识论讲科学对世界是一种什么样的把握；而价值论讲的是宗教，这个宗教在严格意义上说的是基督教或犹太教，而不是其他包括希腊神话、佛教、回教等。

抽象艺术是西方审美现代性的产物，也是西方从19世纪中期以来，一种现代艺术精神的集中体现，最后在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运动中发展到了顶峰。在近一百年的发展历程中，它经历了一个从形式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嬗变过程。绘画原本的目的在于写实地再现某个主体，然而摄影的发明让绘画的写实功能相形见绌，于是就出现了新的艺术路线。艺术家开始实验各种观看的方式、材料、观点等等，而通常作品都变得越来越抽象。

谈艺术抽象，在西方艺术中所涉及是文化、哲学的问题，而不仅关涉艺术本身。而西方哲学里的本体存在论更是在谈论“抽象”的意义时不能不涉及的。

就哲学而言，抽象谈的是“概念”的知识来源。“抽象”拉丁语的意思是指“从某物中移掉另 一物”，即分离、分开、分开来设想，具有抽除、分别考察之意。

抽象的思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两大思想源流。

柏拉图主义的立场认为存在着独立自存的实体共相，在个别之外而存在。我们说柏拉图的本体共相是抽象的，是相对于具象而言，因为它在现实世界没有具象参照物。柏拉图把理念世界当作实体，认为共相才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存在，而不认为它是抽象的。从这个意义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柏拉图是反抽象的。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认为共相在个别的表象中存在， 真理或概 念就存在其中，要实现真理就需要一番“抽象”工作。从 具象中“抽”出共相（形式），这是他的“抽”象观念论。

到了康德，他认为只有存在才是科学的对象。存在是经验的、现象的，大千世界可以作为科学知识的对象。康德指出阿里士多德的共相其实是在经验之外，是不可知的。既然不可知，如何能在现象中抽取出来就成了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康德提出 “想象力”与艺术“天才”的概念。

想象力是即便对象不在场也可在直观中表象对象的能力。“天才”是西方美学上的一个老问题，在康德看来，天才不仅是天生的能力，而关键是指艺术家的创作才能，就是艺术家的想象力和审美意象的表达能力。传统观点认为艺术对现象的模仿，没有创造性。但是康德却赋予天才艺术家这种能力。康德指出天才创作的艺术的不可摹仿性，每一个艺术作品都是一种创造，揭示艺术创造中艺术作品的无意识概念的一面，给以后艺术理论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康德的天才论与模仿精神是对立的，模仿艺术是机械艺术，不是美的艺术。

艺术创作不是模仿，是创造，而这种创作必然来自天才的天生能力。因此，康德的创作“想象力”（康德称为“生产性想象力”）不是来自经验，而是先验的，是在经验之外。

饶了一个圈子，康德还是必须走出现实世界，在感性与知性、经验与先验之间挣扎。

我们说中国传统“尚象”，这个“象”就是“在地成形，在天成象”之象。地近天远，所以对这个遥远的“在天成象”之象的理解就必须有丰富的想象力。由于中国传统思维不追求本体共相，所以这个象就是现实世界里经验的大千之象。

这个“象”不是“抽”出来的，而是“取”出来的，所谓“观物取象”是也。

“取象”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也是“尚象”的具体体验。这种思维方式是指在思维过程中离不开物象，以想象为媒介，直接比附推论出一个事理的思维方法。

取象的观念在《易经》之前早已有之。《易经》与老子对“象”当然有很多的陈述，《荀子》论理则明确的提出“取象”的说法：

“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则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

《易经》取象释卦，虽不是出于艺术的目的，但却十分富于与艺术相通的想象。

唐代诗僧皎然说：“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取义即取意，但取意也即是取象，因为对于艺术来说，是意存于象，而别无他处。清代章学诚认为《易经》的取象即《诗经》的比兴，他说：“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

”

刘纲纪在《周易美学》里的观察是：

“比须取象，兴不离象。比兴的成功与否，就在于是否有巧妙的取象。深明于比兴者确实也就是深明于取象者。忽视取象，不善取象者，当然不会有成功的比兴。由取象论比兴，是中国美学比兴论的一大重要进展。”

西方抽象的目的是要认识宇宙本体，中国取象是天人合一的体验追求。

西方的抽象源自本体与现象二元思维，不是中国思维的传统。借鉴西方抽象思维，深入研究中国取象思维才是学术界的要务之一，而不是照搬西方的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