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美学：西方的尚形抽象与中华尚象意象 From Western Abstract Form to Chinese Imagery

抽象艺术：名非名  形非形

当代中国书法理论中形式主义成为主导思想，是书法学者引进西方美学理论的结果。

西方艺术和美学中的形式观念基本有两种：

1.  模仿论认为形式是现象的模仿，是艺术作品的感性外观，在根本上是由内容所决定的。具体地说，所谓艺术内容指的是作品所描绘的人和事物，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等等个别现象。从古希腊到19世纪，形式即现象模仿观点一直在西方艺术美学中占据主导地位。

2.  本体论认为艺术作品是形式与质料的统一体，而形式则是作品的本体，是事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西方思想的根本特点是认为特殊与个别性只是事物的现象，一般性和普遍性才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得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据，而这种本质指的就是事物的内在结构也就是形式。这样一来，构成艺术内容核心的恰恰是作为一般本质的形式，因而内容在根本上是由形式所决定的。

形式在西方思想中一直被看做本体，但是模仿说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却是西方艺术观念的基本传统，虽然柏拉图从开始就排斥模仿艺术，把诗人驱逐出他的理想共和国之外。柏拉图认为模仿艺术与本体形式隔着三层，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可是他无法阻止模仿论成为传统西方形式理论的主导形态。

直到19世纪中叶以后，本体论的艺术观念才成为主导。由于本体是个抽象的概念，西方艺术由此走向了形式主义和抽象主义，彻底确立了艺术的真理性地位，似乎是一劳永逸地摆脱了艺术的感性特征，回归柏拉图传统理念。

现代形式主义抛弃了艺术的现象界内容与感性，代之以抽象的意义和形式，因而使现代艺术只注重技巧和手法，陷入了无休止的形式试验。传统艺术尽管始终保持着感性形态，其最终目的仍然是通过感性形式传达出普遍性的意义，而现代艺术则抛弃了这种感性形式，把其中的普遍意义剥离出来，直接通过抽象形式表达出来了。现代艺术这种彻底摆脱感性的束缚，柏拉图对艺术的指控终于被彻底推翻了，因为艺术不再与真理隔着三层，而成了真理的直接显现方式。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接受西方现代艺术之时，对于抽象的理解也进入到中国的艺术中。到了80年代，对于抽象的理解更进一步地解放到形式中。进入90年代继续以新的方式在21世纪到来之后重建了更多的现代性，中国艺术的抽象性也进入了全面的高潮发展。

可是，中国对于抽象艺术的理解始终从线条的形式出发来理解抽象审美的概念。其中最认可的是书法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中国第一本论及书法美学的书是蒋彝的英文版《中国书法》，于1938年10月在伦敦第一次出版。蒋彝特别推崇线条美，提出书法“是线条的‘抽象’美”的观点，认为中国人珍视书法纯粹是因为它的线条及组合的线条那美妙的性质的缘故。这和作品所书写的内容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同样的内容，不同的人来书写，会取的截然不同的效果。蒋彝因此认为，“中书法的美学就是：优美的形式应该被优美地表现出来。”

由于中国传统哲学缺乏对事物终极本质的追寻，因此艺术的形式与抽象概念在中国很难找到对应的普遍说法。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尚象”。《周易》以“观象制器”解说中国文化的起源，汉字以“象形”推衍构字之法，中医以“观面象察舌色”诊治疾病,天文历法研究“观象授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以观“天象”预测气候变化，美学则以“意象”为中心范畴，将“意象具足”视为普遍的审美追求。而西方人在对客观世界进行认识和解析的过程中，以探究世界的始基为最终目的，以分类方法为主要手段，试图从物象的类别中提出该类物象的共相，再递级上升做纯思的抽象概括，将各类物象的共相归在一起，形成柏拉图所称谓的“理念世界”，而各类共相的表达方式往往是以概念为内核的语言符号，不像汉语的意象仍以文字造型来表达。

汉文化 “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意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文化“尚形”（Form）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抽象（Abstract）的思维方式。

传统留给当代中国艺术家的最大资源应该是“意象”创造，而不是抽象性的形式。“意象”指的是审美观照和创造中的感受、情志、意趣，这个“象”是出现于精神和想象中的形象。“意象”在中国造型艺术中的实践及其言说，一方面是中国传统艺术进入到一个独特的境界；另一方面也是其产生了具有“自然抽象”意义的表达方式和言语。但是，中国传统造型艺术最终止于此，没有向前推进，没有发展到纯粹意义的抽象艺术、没有出现形式抽象。

西方的抽象与中华的意象，究竟是一个何种关系，才是很值得从美学理论和美术实践两个层面来探讨的美学议题，而不是一味对西方抽象形式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