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体楷书 The Standard Script (kaishu) of Tang Dynasty

书法发展到唐代，国力空前的强盛，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社会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又加上唐朝的几位皇帝，尤其是唐太宗，非常爱好书法，大力提倡书法艺术。延续了历代的以书为教、以书取士、立书学博士的传统，专立书学，开宏文馆、崇文馆培养大批高级书法人才。于是整个社会学习书法蔚然成风，书法艺术获得了空前发展，进入了群星璀璨的的鼎盛时期。

楷书到了唐代法度逐渐完备，进入了完全成熟期，出现了许多楷书大家。唐楷唐代是书法史上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其标志性的成就之一便是“唐楷”的形成。自唐楷形成以后，书法学习者一直视之为书法技能训练的最佳范本。

魏楷、晋楷与唐楷因此成为楷体三大体系。

初唐智永的千字文，欧阳询的九成宫，虞世南的孔子庙堂碑，还是晋法。从禇遂良开始，是唐楷的形成。这些人可以说是“上承六朝北碑之余韵，下开唐代楷体之先河”。到了颜真卿、柳公权，多宝塔碑、颜勤礼碑、玄秘塔碑、神策军碑，提按越来越明显，而非平动，这是因为中唐出现了高桌高椅，书写就有了提按。

魏碑与唐楷的风格不同，主要有三个特点：

1：风格取向的区别：南北朝碑楷多古朴稚拙，烂漫天真如《爨龙颜碑》、《好大王碑》《广武将军碑》。亦有楷式比较严格多方劲峻丽之感，如《张猛龙碑》、《始平公造像记》等。摩崖刻石多显静穆宽和，气象宁静，如《泰山金刚经》。亦有萧疏开张，如《石门铭》，然《张黑女墓志》的典丽秀雅则可与汉隶《曹全碑》的典丽静雅相伯仲。

至隋唐，楷式业已成熟，基本消除魏碑带有的篆隶意。楷书的形式趋于规正，虽有欧书严正静和；虞书的宽和灵穆；遂良的灵动多姿；颜书的宽博雄厚；柳书的紧密刚劲，但较之以魏碑则少自然之意，多拘于法度。求结构相对平稳，用笔精熟，一丝不苟，法度严密，少奇岖之意。

2：结构上的区别：魏碑结字多近乎自然，有“孩儿相”，但其简拙朴素，岂“孩儿体”可及之万分之一。相比之下，唐楷结构臻于完美，视觉审美达到大众化。有欧阳询《结字三十六法》，智果《心成颂》，张怀瓘《玉堂禁经》等书法理论著作专析结字之妙。也许正是因为法则的约定才使后人尊唐法，不敢越雷池半步。

3：线条上的区别：魏碑点画质朴雄厚中有柔韧感，表现为线的涩动。也有以方劲峻丽，曲涩飞动，又与汉刻迥然不同。兼之有圆融祥和。风貌之万千此处难以列举。唐楷则有欧之精致娟秀，遂良飘逸潇洒，颜之浑厚饱满，柳之筋骨劲挺。说到底就是，魏碑是大篆的线，唐楷是小篆的线。

 

唐朝是书法的“尚法”时代，唐人尚法又主要通过楷书体现出来。唐代尚法导致唐楷具有谨严的法度，而法度严谨的直接后果就是令学习者易进难出。法度严谨就有规律可循，所以易进；反过来讲，法度严谨就束手束脚，所以难出。

后人临习前人碑帖，目的不是为了复制前人，而是通过学习发展出自己的风格。这就是书法上讲的“入帖”与“出帖”或“无我”与“有我”的问题。“入帖”、“无我”是手段，也是必经阶段；而“出帖”、“有我”才是目的。所谓艺术是“戴着镣铐跳舞”，镣铐就是法，舞得自由与否，要看书法家的本事。如果明知出不来，即使入门再容易，恐怕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学习唐楷面临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

绝大多数人学习唐楷的后果，是除越写越像之外，很难有所突破。拿李邕的话说，叫“似我者死”。颜真卿楷书是唐楷的代表之一，北宋的蔡襄、苏轼都曾先学颜楷而后转学他人；而清代的钱灃，民国的华世奎、谭延闿、谭延泽兄弟等则是忠实的颜门“信徒”，虽穷其一生,然最终亦无一人出鲁公之右。大家尚且如此，常人又何以堪？

这个问题宋人就注意到了。米芾说柳公权是“丑怪恶札之祖”，并说：“丁道护、欧、虞笔始匀，古法亡矣。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氏始有俗书……欧、虞、褚、柳、颜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传世……颜鲁公行字可教，真便入俗品。”在米芾看来，欧、虞、褚、柳、颜都是一笔书，这个一笔书，与王献之一行字连绵到底的“一笔书”不同，而是指笔画的程式化，后来的雕版字体多脱胎于唐楷的事实，也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唐楷的程式化程度。米芾所说的“匀”就是指此。所以，尽管对颜真卿的行书，米芾认为“可教”，而对其楷书，则认为是俗品了。

像所有的艺术门类一样，书法中的任何一种书体，一旦臻于完美，就很难被超越，且法度越完美，发展的路子就越窄。面临这种尴尬，硬着头皮往前走固然不失为一种态度，但更常见的方式往往是敬而远之。这有些类似于唐诗发展到顶峰后，宋人就不得不转而发展宋词一样。无论是印刷术盛行后的古代，还是电脑打字的今天，写唐楷都似乎与书法的艺术性渐行渐远。今天，如何正确对待唐楷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当今书坛的重要话题。当代中国书法家张旭光提出的“激活唐楷”观点，无疑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其中所反映的深层背景，也正是唐楷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