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楷书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Standardised (Kaishu) Script

楷书相传在东汉就已经产生，可是目前没有东汉流传下来的楷书作品，而有迹可循的楷书出现在三国时期。三国时代的楷书传世的有三品种型：简牍、碑刻和法帖。

简牍书主要出土于东吴。1979年江西南昌发现的《高荣名刺》（其用处近于现在的手刺）及简牍、安徽马鞍山发明的《朱然名刺》及《木谒》，都有很濒临成熟楷书的写法，尤其是后者，体势宽博，虽然刚从隶书化出，但楷法已具范围。 “名刺”，又称为“刺”，是古人社交初次见面时先行投递的一种礼仪用品，类似于今日之“名片”，早在东汉、三国时期，“名刺”就已经广为流行，东吴、东晋贵族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名刺都是窄长条的木简之形，由木质的也有竹质的。

碑刻也集中在吴国，有《谷朗碑》和《葛府君碑》两种。

《谷朗碑》刻于三国吴凤凰元年（272），碑文楷书18行，每行24字。尽管在体势上，还没有摆脱隶书的样式，但是隶书所具有的波磔这一特征，已不多见，而明显地接近楷书。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曾赞评此碑“以其由隶变楷，是考源流也”，“上为汉分（隶书）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也。”

谷郎碑

《葛府君碑》，何時出土不詳，现僅存碑額，為正書題“吴故衡陽郡太守葛府君之碑”三行十二字，字徑十二公分，多含隸意，现藏于南京博物院。“葛府君”名叫葛祚，句容人，生前任过衡阳郡太守之职，死后葬于句容城西梅家边村西侧，即今七星堆古墓区。《葛府君碑》书法从隶书演变而来，虽略存隶意，但已摆脱“蚕头燕尾”隶书的主要特征，其笔法圆劲厚道，藏露有度，结体端正，具备了楷书的多种特征而成为较完备的楷书。

一般认为这块碑刻比《谷朗碑》还早刻，是书法史上第一座用楷书书写的石碑。清康有为以为，“南碑当溯于吴，”《葛府君碑》“尤为正书开山祖师”，其说后来多为书法史研讨者所继续。

葛府君碑

中国现存最早的楷书法帖，当首推三国魏国钟繇的《力命表》、《宣示表》、《贺捷表》、《调元表》、《荐季直表》。此“五表”均系小楷，且真迹早已无存，仅有宋以来的法帖刻本传世，但毕竟保存了钟繇楷书的大致风貌。他名下的这些作品难免掺入一些后人的东西，但从“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见张怀瓘《书断》）来看，他的楷书确实也有一种后人所无法企及的古雅、拙朴的风格。

荐季直表

钟繇（151—230）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被誉为“正书之祖”，他对楷书的创立与创作具有突出贡献。他不仅继承了蔡邕书法的优良传统，而且食古能化，笔法结字上不断出现一些新奇的意趣。他的书法艺术在小楷   --   这种书体被恰当地称为“章程书”   -- 即用于公文、手本奏折、长卷写经、科举考试、门帖名刺等方面的楷书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使楷书彻底从隶书中分离出来，则还是魏、晋之际的事。

三国之后，作为过渡，社会上使用的文字出现了隶书与楷书并存或混写的局面，直到东晋王羲之的出现才改变了这种局面。王羲之草书学张芝，楷书学钟繇，又遍学李斯、曹喜、梁鹄、蔡邕等人的篆隶书法，由于他博采众长，融会贯通，最后终于把汉魏以来的质朴书风，一变而成为雅俗共赏、法度严谨、妍美流便的今体。王羲之在楷书发展史上的功绩不仅在于把钟繇质朴的楷书改为今体，并迅速、广泛地在社会上流行起来，同时还在于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书法理论著述。《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等，皆系王羲之书法创作方面的经验总结。他尚有小楷书法存世，如《乐毅论》、《黄庭经》、《孝女曹娥碑》、《劝进表》、《东方朔画像赞》、《佛遗教经》等。

与王羲之在楷书上相媲美、相辉映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即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他曾提出“书无定法、事贵变通”的主张，在王羲之书法改体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小楷《洛神赋》清逸典雅，在书坛一直占有较为重要的位置。后人追求晋人书法劲健刚毅之风骨、妍丽流美之气韵者，无不以王献之《洛神赋》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