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体楷书 The Standard Script (Kaishu) of Wei

魏碑是中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魏碑原本也称北碑，在北朝相继的各个王朝中以北魏的立国时间最长，后来就用“魏碑”来指称包括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在内的整个北朝的碑刻书法作品。

这时候的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可以说“上可窥汉秦旧范，下能察隋唐习风。”魏碑书法对后来的隋和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郑文公碑

现存的魏碑书体都是楷书，因此有时也把这些楷书碑刻作品称为“魏楷”。这些碑刻作品主要是以“石碑”、“墓志铭”、“摩崖”和“造像记”的形式存在的。

魏楷和晋朝楷书、唐朝楷书并称三大楷书字体。

魏碑表现出由隶书向典型的楷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过渡因素。魏晋之际已经有了楷书，钟繇的《宣示表》、王羲之的《黄庭经》等楷书作品已然是比较成熟的楷书，但是大批西晋知识分子随晋室南渡之后，北朝的书风就和南朝大异了。北朝现存的碑刻大多是民间无名氏书法家的作品，和南朝士大夫所谓“风流蕴藉”的书法风格自然不一样。钟繇和王羲之完成了部分由隶变楷的过程，由于晋室南渡，北魏的民间书法家们没有继承多少他们的成果，而是遵循原来民间书法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直接从汉魏时期的隶书演变而来。和南朝碑刻相比，清朝书论家刘熙载认为“南书温雅，北书雄健”；与唐楷相比，唐楷注重法度，用笔和结体趋于规范统一，魏碑则用笔任意挥洒，结体因势赋形，不受拘束。

清朝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赞誉魏碑有“十美”：“古今之中，唯南碑与魏为可宗。可宗为何？曰有十美：一曰魄力雄强，二曰气象浑穆，三曰笔法跳越，四曰点画峻厚，五曰意态奇逸，六曰精神飞动，七曰兴趣酣足，八曰骨法洞达，九曰结构天成，十曰血肉丰美，是十美者，唯魏碑南碑有之。”

清代中期倡导“尊碑抑帖”，冲破“馆阁体”的束缚，碑学兴起，书风为之一变。魏碑上承汉隶传统，下启唐楷新风，为现代汉字的结体、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有许多摩崖石刻，并不是先行书丹上石，而是直接在石面上雕凿的，以致刀痕夸张。

魏碑风格多样，朴拙险峻，舒畅流丽。极有名的如《郑文公碑》、《张猛龙碑》、《高贞碑》、《元怀墓志》及《张玄墓志》，已开隋、唐楷书法则的先河。

谈魏碑，还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魏碑鼻祖郑道昭。郑道昭(455年~516年)，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他是北魏大臣郑羲（文公）的幼子，他本人也是北魏的大臣、著名书法家。

郑道昭白驹谷题名

千百年来，人们一向把南朝东晋书法视为正宗，而把北朝书法是为旁系别枝，尽量贬低它。这种轻视与鄙视北朝书法的状况，直到清朝晚年才有了改变。当时的书法家刘熙载、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南帖北碑进行了重新评说。康有为更是在他的《广艺舟双辑》中提出尊碑抑帖的主张，尤其对郑道昭的书法艺术大加赞扬。

康有为在其《广艺舟双楫》中对郑道昭的《郑文公碑》和书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神韵莫如郑道昭”，又说“云峰山刻石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若能以作大字，其姿逸韵，当如食防风粥，口香三日也”。

随着书法碑学之风渐盛，对《郑文公碑》的评价也越来越高。晚清学者叶昌炽对《郑文公碑》的推崇到了极致。他说“郑道昭云峰山上下碑及论经诗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乔野，如筚路蓝缕进入文明”，“不独北朝书家第一，自有真书以来，一人而已”。近代书法理论家祝嘉评价郑道昭：“其成就决不在王羲之之下，应奉为北方书圣，与王羲之并尊。”

清朝学者从而确立了碑学书法与二王传统书风为代表的帖学书法并驾齐驱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