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隶书法 Clerical Script of Han Dynasty

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汉隶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西汉时期与东汉时期。

居延汉简

西汉隶书

汉初的隶书很自然的受到秦代书法的很大影响，篆趣尚浓，结体形式显得不很方整，没有十分明显的波势和挑法，可以说是处于不成熟、不稳定的发展阶段。到了汉中期则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隶书墨迹，笔势已趋稳健，结体平正。上世纪考古发现的众多《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竹木简牍填补了西汉无书体的空白，其中《武威汉简》、《居延汉简》的结集，则又为我们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珍贵的书法范本。

从《居延汉简》和《武威汉简》中，可以说这种草创隶书在书法形态与表现上，线条、字结体与章法皆趋向自由。在线条上，西汉简书没有严格的藏头护尾，起笔收笔较为随意，所以节奏感强。在笔势方面，主要表现在长横、长竖、长波和长捺，以及少数重复性笔画，如三点水、四点底等笔画中表现得最多。正因为有了这些装饰性、戏剧性的笔画，我们才能看到西汉简书的自然灵活、丰富多变、潇洒自如。从书法技法史来看，这些长竖、巨捺的出现，还对后世书法之技法的创造起到了或多或少的推动作用。在章法上表现出潇洒风度。原本一枚竹简只写一行（大多数竹简都成此状态）文字，但当人们无意中在较宽的竹木简上作两行、三行书写的时候，人们发现，字势发展的空间变大了，文字表达的自由度也更强了。于是，就产生了布局的概念，产生了空间的遐想。体现在汉简上，则有疏与密、黑与白、松与紧、粗与细、繁与简等诸多对比序列，随之而来的是对比要产生节奏，要调和对比与节奏，务使和谐。这样，就有了艺术上的思考。而西汉简书，正因具备了这些潜在的美学要素与艺术水准，提高了自身的美学价值、提升了自身的艺术境界。当然，所有的这些也都使得我们的临摹更具难度与挑战！

武威汉简

东汉隶书

东汉后期时隶书的黄金时代。一方面人们第一次感到用笔的那种丰富的表现力和更高度自由感。人们竞相夸饰，用笔穷其极，点画尽其妙。另一方面，门阀大族崇尚死后树碑立传，进一步强化了分书装饰的特征。这两个因素导致隶书的形体和用笔达到成熟的程度，成为法度森严的标准字体，并正式被官方认可。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辑·本汉第七》中把汉碑隶书分为骏爽、疏宕、高浑、丰茂、华艳、虚和、凝整、秀韵八类。《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石门颂

汉隶在笔画上具有波、磔之美。所谓"波"，指笔画左行如曲波，后楷书中变为撇；所谓"磔"只右行笔画的笔锋开张，形如"雁尾"的捺笔。写长横时，起笔逆 锋切入如"蚕头"，中间行笔有波势俯仰，收尾有磔尾。这样，在用笔上，方、圆、藏、露诸法俱备，笔势飞动，姿态优美。在结构上，有小篆的纵势长方，初变为正方，再变为横势扁方汉隶具有雄阔严整而又舒展灵动的气度。

隶书对篆书的改革包括笔画和结构两个方面。隶化的方法有变圆为方，变曲为直，调正笔画断连，省减笔画结构等等。其中以横向取势和保留毛笔书写自然状态两面点最为重要。横向取势能左右发笔，上下运动受到制约。最终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笔法。而毛笔的柔软性以使汉字笔画产生了粗细方圆。藏 露等各种变化。还有字距宽。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点。

白蕉 Chinese Calligrapher Bai Jiao

白蕉（1907--1969）是二十世纪中国书法帖学方面的杰出代表。沙孟海誉其为“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在上世纪之三四十年代﹐他和徐悲鸿、邓散木被称为“艺坛三杰”。白蕉自称诗第一，书第二，画第三，传统文艺修养相当全面。其代表作有《兰题杂存长卷》、《杂书题兰旧句》、《自书诗卷》。

白蕉，上海金山人。本姓何，名馥，字远香，号旭如，又署复翁、复生、济庐等，别署云间居士、仇纸恩墨废寝忘食人等。曾为上海美协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会员、上海中国画院书画师。出身于书香门第，才情横溢，为海上才子，诗书画印皆允称一代，但生性散澹自然，不慕名利。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白蕉被批斗、抄家，被冠以“摘帽右派”等许多罪名，白力图澄清，被定为“翻案”，受到体罚、批斗，连请病假的权利也被剥夺。后被“从严处理”，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1969年2月3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日凌晨，饱受折磨的白蕉含冤去世，终年六十一岁。

书法以“二王”为宗，兼取欧、虞诸家，书法艺术深入晋唐，自出机杼，气息清新，韵味淳厚。诸体之中尤以行草尺牍见称，每于兴至，信手挥洒，天机自动，不见端倪。沙孟海《白蕉题兰杂稿卷跋》云：“白蕉先生题兰杂稿长卷，行草相间，寝馈山阴，深见功夫。造次颠沛，驰不失范。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

白蕉书法，从早年到晚年，基本上经历了“楷书——行书——行草——草书”的过程，早期多为楷书和字字独立的行书，越往后，草书的成分越大，晚年方有纯粹的草书作品。而且，他的书法一步一个脚印，也是“暮年方妙”，到了1961年后，才达于颠峰，令人不可企及。

白蕉的楷书，学习欧阳询、虞世南、钟繇《荐季直表》、《宣示帖》和二王等。有史料称：白蕉临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将临本的字和宋拓本上的字在太阳光下比照，能重合起来，一时传为美谈。这足以说明白蕉楷书积功之深。

白蕉行草书，固守帖学的“书写性”，最有书卷气。但是，说到纯粹凝练、萧散脱略，恐怕要在1947年写《出蜀旌旗自作诗二首行书扇面》以后，或者还要稍晚一点，如1955年写给翁史焵的信札。

白蕉早年的作品，多为刚刚解散楷法的行书，或者没有多少变化的二王书法，如1940年作《桃花源记》，字字独立，结字竖长，一方面来源于欧、虞楷书，一方面来源于王羲之《圣教序》等法帖，还很少有“自我”存在，如“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美”字、“落”字、“英”字等，基本是欧、虞的楷字；“先世避秦时乱”的“乱”字，“此人一一为具言”的“此”字，“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的“林”、“数”、“百”等字，基本都是王字的原样。白蕉这时，虽然没有摆脱前人的笼罩，但是在“与古人合”方面，做得已经很到家了。

白蕉作品到了1955年左右，可说真正找到了“自我”，如1955年写的《致翁史焵信札》（一、二、三）和1956年 6月3日写给作家、翻译家周煦良的《自书诗卷》，个人面貌已经十分突出，尤其是墨韵墨变之妙，绝不在林散之之下。到1961年后，白蕉已经打通帖学史，作品如《兰题杂存长卷》（约书于1963年）《杂书题兰旧句》等，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白蕉的理论清澈而深入，非常自然、轻松地阐释了许多大而复杂的问题。如论执笔，“怎样去执笔，这问题又正和怎样去用筷子一样，简单而平凡。”论选帖，“选帖这一件事真好比婚姻一样，是件终生大事，选择对方应该自己拿主意。”论碑与帖，“碑与帖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碑版多可学，而且学帖必先学碑。”“碑宏肆；帖萧散。宏肆务去粗犷，萧散务去侧媚。”论字儿的神采，“作字要有活气，官止而神行，如丝竹方罢，而余音袅袅；佳人不言而光华照人。”

古篆今隶：隶变的意义 The Significance of Li Script (The Clerical Script)

隶变，简言之，就是由篆书到隶书的演变，也叫“隶定”、“隶古定”等。隶变之前的象形汉字称为“古文字”，隶变之后的形象汉字称为“今文字”。隶变在汉字演变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汉字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结束了汉字的古文字阶段，使汉字进入了更为定型的今文字阶段。

象形文字其实是世界上许多古老文字形成的共同特点。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思维的复杂与社会交往的需要，社会对文字表述的快捷和准确有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文字发展转折的关口，西方与汉民族做出了不同的抉择。西方人改弦易辙，选择了拼音文字的道路。汉民族则把象形文字（篆）演变成为一种并不依赖客观对象的点画的形象结构，开辟了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

从象形的篆到形象的隶的演变，导致古篆今隶文字形体的根本性变革。隶变不仅改造了整个文字体系，而且把书法艺术带入到一个崭新的天地。这种改变，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改变了笔势。大篆体系笔势盘曲缠绕，木牍化曲为直，改垂引为斜出，已出现了隶书的笔势。 
　　 

3。出现了新的笔顺。笔顺在书法中始终是值得重视的，中国书法被视为“时空艺术”，时间观念的引入的支撑点之一便是笔顺——点画之间的书写程序。有了书写程序的固定，稳定了后来的书写结构，使字体的演变不至寸：错讹横生。书写程序的简化，又隐藏着后世草书无限丰富的变化。 
　　 

3。笔画连结方式产生了变化，笔画之间之位置关系也随之变化，预示着古文字变革的开始，巩固了笔顺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文字形体产生的价值。

4。出现了新的笔画。篆体的横画一般不会超过字形的宽度，隶变创造了向左右两端大幅度延伸的长横画，为日后在改造而为“波势”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出现了向左或向右斜出并略带夸张意味的拖曳长画。

5。笔画的省略合并。隶书往往把篆文的两笔并为一笔，或是把两个以上的偏旁或偏旁所包含的部分合并起来，改成较简单的笔画结构。

隶变使汉字脱离了象形的轨道，文字的形态明显“笔画化”了，是汉字的书写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更加广阔的空间，让书家可以表现更多样的情感。这是“隶变”以后中华书法特有的“点画”才具的品格。

隶书名称 What is Lishu （Clerical Script）？

隶书作为一种字体，秦朝开始运用，西汉基本定型，东汉时期则完全成熟，达至鼎盛，并取代了篆书的正体地位。文字学家把隶书产生、定型的过程称为“隶变”。可以说，隶书基本是由篆书演化来的，这个隶变，主要将篆书圆转的笔划改为方折，书写速度更快，在木简上用漆写字很难画出圆转的笔划。

第一个用“隶书”这个名称的是班固，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是时（指秦始皇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官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后来许慎在《说文解字》里沿用了“隶书”这个名称。

秦始皇在“书同文”的过程中，命令李斯创立小篆后，也采纳了程邈整理的隶书。汉朝的许慎在《说文解字》记录了这段嬴政妄改文字後，汉朝恢复和发掘传统文字的历史：“……秦烧经书，涤荡旧典，大发吏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为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古文就是指篆书。

隶书发展的一个现象是：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阶段有着不同的名称。

秦隶指始皇帝是的隶书，因其草就而成，又有“草隶”之称，它不是“正规隶书”的草写，而是隶书的初始状态，属“古隶”范畴，包括战国至汉代的木牍、竹简、帛及碑刻铭文。

汉隶，即通行于两汉时期的隶书，广言之，包括两汉刻石隶书及墨迹隶书。唐隶、清隶则指唐人、清人所书的隶书。

两汉以后之隶书，通称今隶。

今隶还有另一种解释：魏晋以后，楷书虽也生成，但仍沿用隶书之名，正体字即“真书”，也曾称为“今隶”。

魏晋以后的书法，草书、行书、楷书迅速形成和发展，隶书虽然没有被废弃，但变化不多而出现了一个较长的沉寂期。

到了清代，在碑学复兴浪潮中隶书再度受到重视，出现了郑燮、金农等著名书法家，在继承汉隶的基础上加以创新。这是隶书的第二次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