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美学理论,由梁启超、王国维与蔡元培,经过现代朱光潜、宗白华的发展,到了当代意象论美学形成高峰。叶朗从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中梳理出“意象”这个概念,认为朱、宗二位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
叶朗以《中国美学史大纲》、《现代美学体系》与《胸中之竹——走向现代之中国美学》三书,从历史、现状与理论三个层面入手,建构了以“意象”为核心或本体的“审美感兴、审美意象、审美体验三位一体”的“意象本体论美学体系”,全面推进和发展了朱光潜的美学思想。
“情”与“景”、“意”与“象”的融合统一构成审美意象的基本结构,整体性、真实性、多义性与独创性等为审美意象的特征,意象世界是审美活动在物理世界与功利世界之外建构的一个新世界,是审美对象,即广义的“美”。审美意象是审美感兴或审美体验的产物,不在心亦不在物,只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意象性关系之中。并将审美意象分为三类,即兴象、喻象和抽象。叶朗用“意象”本体论美学体系分析了古今中外的美学与艺术历程,特别从意象的构成关系成功考察了西方现代派艺术的意象构成特点和方式,成为一套具有较大阐释界域的本体论美学体系。
可是,就书法而言,“象”非“景”,只能是已经所说的“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像也者,若也,就是蔡邕在《笔论》中所说的:“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若往若来,若卧若起,若愁若喜,若虫食木叶,若利剑长戈,若强弓硬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也。”
这里没有西方的主客对立统一的概念,只有中华思维里隐喻的象征。我们从3世纪时王弼对《易经》对言、象、意之间的关系进行的阐述来看这个议题: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这里,“言”是《周易》之中的文字,从书法的角度,可以“书”代“言”。
王弼的意思是说:“象”,是表达“意”的,“书”,是用来描述“象”的,最能反映“意”者是“象”,最能清楚勾勒“象”的是书。“书”的诞生依托于“象”,所以解读“书”则可以观察“象”,“象”的产生根源于“意”,则把握“象”就可以明晰“意”。“意”的表述归于“象”,“象”的表述归于“书”。因此,透过“书”来解构“象”,理解“象”的本质则忘掉“书”,同样,通过“象”来接近“意”,掌握“意”的本质则忘掉“象”。
王弼最后指出了“书”(言)之形与象的局限。在这里,一般的情景的意是以象来把握的,而象是由字形来解释。字形构成了最底层的话语,“形”由“势”的力量唤起一种象,在激起人们的想象力时,它能使人们专注于人自身的情境。王弼因此认为理解易经的核心在于“意”,而非“象”与“言”(书)。
王弼继续解释:
“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
就是说,“象”是由“意”所生,并因“意”而存,但所存之“象”并非是“象”之本身;“言”是由“象”所生,并因“象”而存,但所存之“言”并非是“言”之本身。然而,不执著于“象”就是达“意”,不执著于“言”就是得“象”。达“意”就在于不执著于“象”,得“象”就在于不执著于“言”。因此,(圣人)通过明示“象”来绽现“意”,“意”绽现就可以不执著于“象”!
言(书)、象、意之间的紧密互依关系,实在不能以西方绝对对立统一的思想形态来加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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