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碑帖之分,始于清代乾嘉时期(1736-1820)兴起的碑学。从书法艺术角度说,碑学是指崇尚碑刻书艺的书法流派,而“碑学”概念,大约可归纳为三种情形: 一专指北碑,二指北碑加篆隶,三指北碑加唐碑,不包括篆隶。
至清末民初,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出现了像吴昌硕、康有为、赵之谦、张裕钊、沈曾植、李瑞清等大批碑学家。理论上从阮元到包世臣,再到康有为,把碑学亦推向了顶峰,甚至达到了以谈碑学碑为荣,以谈帖学帖为不屑一顾的地步。当时叶昌炽(1849-1917)与祝嘉(1899-1995)更推出北朝书圣郑道昭的概念,以与南朝王羲之并列。
可是郑道昭是不是能与王羲之并列,到目前为止,还是个书家争论的议题。不过,随着当代书法界对碑学进行反思,在许多书家纷纷回归帖学的的当儿,热心于倡导郑道昭“书圣”地位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少人了。
沈尹默(1883-1971)可以说是20世纪帖学中兴的领军人物。他在碑学盛行时期(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高举“回归二王”的旗帜。沈尹默以其声望与学养,影响并团结一批心仪帖学的人物,如马公愚、邓散木、潘伯鹰、白蕉等人,形成“回归二王”的潮流。
20世纪80年代是书法创变空前高涨的时代,传统的与现代的各种形式的探索纷纷出现;90年代,取法民间书法的创新派成为新潮流;可是这种局面维持不久,刚跨进21世纪,当代书法创作在经历民间书风、流行书风、书法新古典主义的中原书凤的洗礼后,又轮回到以“二王”帖派体系为代表的所谓“新帖学”创作热点中来了。这是当代自沈尹默后出现的第二次帖学热潮。
在当代帖学转换中,张旭光无疑是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以自身对二王帖学的深入研悟和卓荦实践将当代帖学的实践与认识水平推到一个新的境地。张旭光倡导“重读经典”,提出“以现代审美意识开掘书法传统的现代洪流,使创作既从传统长河的源头而来,又站在时代潮头之上,即古即新,走向未来”;他也提出的“到位与味道”、“发展新帖学”、“激活唐楷”等思想。
书法历史演变,从帖学到碑学,再入新帖学,会不会有历史性突破?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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