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书法传统派：沈尹默为笔所迷 Shen Yinmo: Overly Distracted by Brush Techniques

沈尹默和启功都是世所公认的学者型书法家，在书法之外，有着多方面的修养和深厚的文化造诣，加之社会名流的显赫地位，使他们的书法平添了一层人格魅力和高雅气息。对他们来说，书法不过是人生、学问之余事，美观的“写字”而已。而要写好“字”，最重要的是掌握书写之“法”，首先是研究古人的书写之“法”。

如果说启功为字结构法所困，那么沈尹默可以说为笔法所迷。他认为：“笔法是书法全部形式因素中的第一要素，是书法创作不可或缺的物质手段”；“要论书法，就必须先讲用笔。”

从习书经历来看，沈尹默兼习碑帖，但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沈尹默，其所走的书学道路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黄宾虹等人不同。他不是入碑出帖归于碑，而是出碑入帖归于帖，成为现代帖学的第一面旗帜。他25岁研究包安吴《艺舟双楫》并习练碑字开始，到1930年即47岁，一直临写汉碑及北朝碑。此后开始学写行草，由学碑向学帖的转变。沈尹默最早的一篇书法文章为1943年问世的《执笔五字法》，此时的他已经60岁了，他的帖派书风已趋成熟。新中国成立以后直到文革前的这段时间，他更是将主要精力用在着书立说上。因此，沈尹默在专意帖学的时期发表的这些理论观点，显然是基于帖学的立场。而从沈尹默现存的数十首论书诗来看，最早的一首是作于1937年，比他的第一篇书论还要早六年。诗言志，其论书诗中涉及的书学思想涵盖了他帖学观的基本方面。

首先是关于执笔五字法的不厌其烦的阐释。沈尹默重视“执笔五字法”的原因不少。 一是正确的执笔法是做到中锋运笔的前提和保证，这和他的“笔笔中锋”论是相表里的。沈尹默《谈书法》云：“书法中唯一重要的就是中锋，就是把这笔锋放在每字的一点一画当中，必如此，点画才能圆满美观。但是每一点画笔锋都能运用得中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前人就研究出了执笔和运腕等等法则。”二是从沈尹默的叙述当中可以得知，五字执笔法与他的崇王观这一帖学思想息息相关。三是借五字执笔法强调与宣扬，批判碑派的执笔方法。沈尹默对碑派倡用的拨镫法和回腕法都进行了批判。比如他在《书法漫谈》就说：“前人执笔有回腕高悬之说，这可是有问题的。腕若回着，腕便僵住了，不能运动，即失掉了腕的作用。这样用笔，会使向来运腕的主张，成了欺人之谈，“笔笔中锋”也就无法实现。”

其次即是他笔法论的核心论调―中锋用笔观。沈尹默视“笔笔中锋”为书法笔法的根本大法或曰唯一大法。而对于碑学家包世臣的“永字八法”论，一半赞同一半批评，批评的正是碑派的根本笔法―“转指”、“卷毫”、“裹锋”。

第三是对书写工具的选择。对于晚清碑派书法家所推崇的长锋羊毫，沈尹默基本上持反对态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老话，是极其有道理的。写字时，必须先把笔安排好，紫毫、狼毫、羊毫，或者是兼毫都可以用，随着各人的方便和喜爱。”（《书法漫谈》）

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书法史上，沈尹默是第一个对学书方法主要是笔法进行系统研究、整理归纳的书法家，他关于笔法重要性和具体技巧的阐述，遥接古人，对清代碑学和没落帖学所造成的笔法荒疏局面，是一个有力的纠正。在此意义上说，沈尹默的“笔法论”具有历史意义。

可以说，沈尹默书法在观念上有复古主义的倾向。这是其书的长处，也是其书的短处。这一方面使其书法具备了必需的传统书法素养与功技，但另一方面也使其在追踪古贤的途程上未能自开新境、卓有建树。观念上，他苦研蔡邕《九势》、王僧虔《笔意赞》、颜真卿《述张旭笔法十二意》；实践上，他由唐人上攀晋人、下步宋人，正是进入了唐宋书系统，期于博采众长，而后独成一家。然而毕竟他没有能够攀折到《平复帖》、《丧乱帖》、《姨母帖》、《伯远帖》等晋书的高韵，也没有臻至宋之苏、黄、米三家的境界。他在唐得褚、颜之常法，而在宋得蔡襄、薛绍彭之端温，终未能创造性地开辟出自我审美的大天地。继承多于创造，入古多于出新。这也是他的艺术生命价值的不足与遗憾。

沈尹默书法本身还有那些弊病？曰：沈尹默作书无论巨细皆悬腕肘，然指未运，故变化少。其论中锋仍主笔心常在画中，特以毫铺，正副齐用，故笔心仍在画中。运腕不运指，缺少转笔恰恰是沈氏难以寻觅到二王三昧的症结所在，可以说离 “二王”真境愈来愈远。

然而，对那些急于创造新奇形式，而在笔法上“任笔为体，聚墨成形”者，沈尹默的“笔法论”可以照见其失。而对于那些在结字上扭捏作态，以支离破碎为能事的“流行”风气来说，启功关于“结字法”的论述可以凸显其偏颇。

可以说，沈氏“笔法论”和启功“结字法”，追求的是书法的精熟、纯雅的书写状态，只有他们合在一起，对书法的健康发展才具有独特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