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提出的的艺术无疆界,就是说艺术应该生活化,目的是要把艺术高高在上的不吃人间烟火的形象解除,努力摧毁横放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那堵坚实的高墙。
首先向这个艺术形象发出挑战的是20世纪初一个叫做杜尚(Marcel Duchamp)的人,在1917年将一个小便器直接签上自己的名字,命名为“喷泉”(Fountain)并送去展出而名声大噪,虽然并不获选参展,而作品不久後就遺失了。這件作品,以及提交這件作品的行为,被认为是20世紀艺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杜向於1960年代委托制造的复制品现在一些美术馆展示中。据说这导致了“后现代”艺术的诞生。
杜尚并不死心,又在1918年在名画《蒙娜丽莎》的画像画上两撇小胡子而成为《带胡须的蒙娜丽莎》,使得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线更为模糊,直至崩溃。可以说当代艺术生活化已经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那堵高墙已经彻底崩塌。
自古以来,在中国,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并存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并不存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那堵高墙的问题。就这点而言,中国书法艺术的生活化(实用性)的实践是不自觉的,西方必须经过几千年才有意识的自觉地发掘才把艺术带入生活中。
可是令人感觉到诡异的是,就在西方极力把艺术生活化的同时,受到西方思维影响与冲击的当代中国书法却反其道而行,书法工作者所努力的是把书法艺术化、专业化、去生活化。
当代的书法流派,不管是古典派、现代派,还是学院派,对书法的推广与传承的关注,都是集中在“书法艺术”的创作,而不是民间与习俗书法的发掘与提倡。书法从社会的“泛化”地位退居到“专门从事”的范围,从日常应用、随时随处交流的状态压缩到特定的场合(比如书法展览厅)同观众见面。
书法如果从广阔的文化领域退到书法本身,只在于追求外在的形式感与点画的视觉刺激,必然会淡化了书法文化,书写中的刻意与蓄意多过无意与随意。
把书法限定于“艺术书法”的疆界里,是当代人所想看到的吗?
Friday, May 3, 2013
Friday, April 26, 2013
当代书法面对挑战之书法身份 Chinese Calligraphy Faces Challenges: What is Its Social Position?
书法身份是指书法在社会所具有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这个议题在书法史上从来没有间断过。
在毛笔垄断书写的时代,书法的身份当然是十分崇高。唐太宗李世民狂爱书法,把它扶上所谓“国学”科目的宝座,继之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以致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书法绑利禄的情况出现。书法有这种身份,当然成为士大夫必修功课了。
有趣的是,虽然书法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立身技艺和日常工夫,他们对于书法的观念和态度,却是贬多褒少,甚至以“小道末技”为不屑者不少。虽然这一“小道”并未成为士人们仕途上进的主流门径,但对于他们人文精神的提升却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传统书法“修身养性”的功能。
当代对于书法身份的看法,如果忽略了书法作为了解与实践中华文化的身份,一味强调书法的艺术功能,那将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摧残。
把书法推倒最高社会地位的人认为书法是中国独特的审美艺术,如果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中国艺术。书法因此是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基础。已故学者熊秉明更把书法说成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他认为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中华书法正是在这个核心的中心(The co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philosophy, 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core is Chinese calligraphy)。熊秉明深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长期在西方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更显得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然,一些书法评论者认为他把书法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可是书法的文化身份是不可否认的。
当代艺术评论家陈传席也把书法身份与文化挂钩,指出书法是文化不是技术,更提出“书法不是一种专业”的观点,可是最终偏离了书法在生活化文化中的身份议题,把书法身份与书法水平混淆了。
的确,书法在华人社会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所体现的几乎涵盖华人生活习俗所有层面,它与中国园林、古建文化、佛教文化、儒道精神、民俗文化、帝王文化、诗词文赋、绘画篆刻等等都有紧密关系。
当代书法家沈鹏先生就质疑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的说法。他认为:“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书法代表的韵律和构造的抽象的原则,可以启发和应用于绘画等艺术,但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
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也对书法的“去生活化”不表担心,他说:“书法实用功能弱化的同时,艺术功能空前强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书法艺术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不是出于实用,而是出于对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书法的普及率并没有下降,甚至于还上升了。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因而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目前的普遍观点是把书法当成艺术来追求,那么,如何维持书法的社会文化身份,继续让民间书法与习俗书法传承下去,使书法继续成为了解中华文化习俗的窗口,这是当代书法的一大挑战。
在毛笔垄断书写的时代,书法的身份当然是十分崇高。唐太宗李世民狂爱书法,把它扶上所谓“国学”科目的宝座,继之成为科举考试的科目之一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工具,以致有书法绑科举、书法绑仕途、书法绑利禄的情况出现。书法有这种身份,当然成为士大夫必修功课了。
有趣的是,虽然书法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们的立身技艺和日常工夫,他们对于书法的观念和态度,却是贬多褒少,甚至以“小道末技”为不屑者不少。虽然这一“小道”并未成为士人们仕途上进的主流门径,但对于他们人文精神的提升却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是传统书法“修身养性”的功能。
当代对于书法身份的看法,如果忽略了书法作为了解与实践中华文化的身份,一味强调书法的艺术功能,那将是对中华文化的一种摧残。
把书法推倒最高社会地位的人认为书法是中国独特的审美艺术,如果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中国艺术。书法因此是中国艺术与美学的基础。已故学者熊秉明更把书法说成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他认为一个文化的核心是哲学,而中华书法正是在这个核心的中心(The core of Chinese culture is philosophy, and at the center of the core is Chinese calligraphy)。熊秉明深受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影响,长期在西方从事艺术教育工作,更显得他的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
虽然,一些书法评论者认为他把书法的地位抬得太高了,可是书法的文化身份是不可否认的。
当代艺术评论家陈传席也把书法身份与文化挂钩,指出书法是文化不是技术,更提出“书法不是一种专业”的观点,可是最终偏离了书法在生活化文化中的身份议题,把书法身份与书法水平混淆了。
的确,书法在华人社会是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其所体现的几乎涵盖华人生活习俗所有层面,它与中国园林、古建文化、佛教文化、儒道精神、民俗文化、帝王文化、诗词文赋、绘画篆刻等等都有紧密关系。
当代书法家沈鹏先生就质疑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的说法。他认为:“书法说到底是一门艺术,书法代表的韵律和构造的抽象的原则,可以启发和应用于绘画等艺术,但并不因其特殊性而高于其他艺术或凌驾于其他艺术之上。”
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也对书法的“去生活化”不表担心,他说:“书法实用功能弱化的同时,艺术功能空前强化。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书法艺术作为毕生追求的目标,不是出于实用,而是出于对这门古老的传统艺术发自内心的热爱。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书法的普及率并没有下降,甚至于还上升了。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会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支配时间。因而我相信,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书法艺术之中。”
如果目前的普遍观点是把书法当成艺术来追求,那么,如何维持书法的社会文化身份,继续让民间书法与习俗书法传承下去,使书法继续成为了解中华文化习俗的窗口,这是当代书法的一大挑战。
Friday, April 19, 2013
当代书法面对挑战之无人写字 Chinese Calligraphy Faces Challenges: Chinese Are Not Written Nowadays
从20世纪初期开始,新型书写工具(如铅笔与钢笔等)的引进,毛笔作为实用书写工具逐渐退出文字书写领域。到了20世纪后期,随着电脑信息科技以及网络技术的普遍应用,“无纸化”书写方式更是迅速的代替了实用书写行为。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无人写字”的时代。
毛笔的退出书写实用领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书法既然是书写中文的艺术,这就令人想到书法作为艺术乃至作为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有多大?
书法艺术与书写脱离不了关系,可以说中华书法就是源于书写。书法在成为一门纯粹艺术之前与后,一直就是以民间书法与习俗书法形式同时存在与传承。
文字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后,书写就有了深广的民众基础,因此民间书法几乎是贯穿整个书法史的。从秦朝皇帝之圣诏铸刻于金石之上,到汉朝简牍、帛书、陶文、瓦砖文、铜器铭文,魏晋墓志、造像记,唐代的写经文,各朝代之手札、书丹,等等。民间书法是一门实用的艺术,它的最大目的是为生活服务,虽然我们不能说民间书法没有一丝的审美愿望。因为是实用,装修性才是民间书法最重要的考量。
习俗书法指的是为了生活风俗习惯而书写的字,包括了挥春、建筑物与景观的匾牌联楹、商家招牌匾等等。新春期间,很多人家都有贴挥春的习俗.其实挥春的款式很多,总括来说都是一些吉利的词句,目的是祈求在新的一年有好运降临。匾额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匾额把中华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在谈论古建筑、园林艺术时,把匾额比喻为“正如人之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对人文环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无纸化”书写的时代,由于笔墨已经不是日常书写工具,民间书法面临消失的命运,而习俗书法也会被电脑美术字所取代。书法可能会因此变成纯粹的一门艺术而存在。
电脑美术字与民间书法、习俗书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有人在写”,而电脑美术字是“无人在写”,而“人”所代表的正是我们生活中“人”(书家与有关的人)的独特记忆、生活中的独特故事。因为没有了“人”,标准化的美术字给我们生活环境带来的是不是缺少了记忆的环境?
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张普通人写的“娟娟发屋”与同一间店后来改用美术字的“娟娟美发屋”招牌。
另两张是毛泽东书写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在中国八达岭里的匾牌和毛泽东原来写的词句。试想,如果这七个字是用美术字,我们在万里长城八达岭与这个牌匾合照时会有宋代书家姜夔所说的感觉吗?
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书法如果没有民间书法、习俗书法的民众基础与滋养,它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吗?
毛笔的退出书写实用领域已经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书法既然是书写中文的艺术,这就令人想到书法作为艺术乃至作为当代艺术的可能性有多大?
书法艺术与书写脱离不了关系,可以说中华书法就是源于书写。书法在成为一门纯粹艺术之前与后,一直就是以民间书法与习俗书法形式同时存在与传承。
文字在民间的广泛使用后,书写就有了深广的民众基础,因此民间书法几乎是贯穿整个书法史的。从秦朝皇帝之圣诏铸刻于金石之上,到汉朝简牍、帛书、陶文、瓦砖文、铜器铭文,魏晋墓志、造像记,唐代的写经文,各朝代之手札、书丹,等等。民间书法是一门实用的艺术,它的最大目的是为生活服务,虽然我们不能说民间书法没有一丝的审美愿望。因为是实用,装修性才是民间书法最重要的考量。
习俗书法指的是为了生活风俗习惯而书写的字,包括了挥春、建筑物与景观的匾牌联楹、商家招牌匾等等。新春期间,很多人家都有贴挥春的习俗.其实挥春的款式很多,总括来说都是一些吉利的词句,目的是祈求在新的一年有好运降临。匾额则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精品。几千年来,匾额把中华古老文化流传中的辞赋诗文、书法篆刻、建筑艺术融为一体,集字、印、雕、色的大成,以其凝练的诗文、精湛的书法、深远的寓意、指点江山,评述人物,成为中华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在谈论古建筑、园林艺术时,把匾额比喻为“正如人之须眉,为不能少的一件重要点缀品”,对人文环境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无纸化”书写的时代,由于笔墨已经不是日常书写工具,民间书法面临消失的命运,而习俗书法也会被电脑美术字所取代。书法可能会因此变成纯粹的一门艺术而存在。
电脑美术字与民间书法、习俗书法有什么不同呢?我想,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是“有人在写”,而电脑美术字是“无人在写”,而“人”所代表的正是我们生活中“人”(书家与有关的人)的独特记忆、生活中的独特故事。因为没有了“人”,标准化的美术字给我们生活环境带来的是不是缺少了记忆的环境?
这里给大家展示的是一张普通人写的“娟娟发屋”与同一间店后来改用美术字的“娟娟美发屋”招牌。
另两张是毛泽东书写的“不到长城非好汉”在中国八达岭里的匾牌和毛泽东原来写的词句。试想,如果这七个字是用美术字,我们在万里长城八达岭与这个牌匾合照时会有宋代书家姜夔所说的感觉吗?
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划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
书法如果没有民间书法、习俗书法的民众基础与滋养,它能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而存在吗?
Friday, April 12, 2013
当代书法面对挑战之汉字改革 Chinese Calligraphy Faces Challenges:The New Writing Script
中华书法就是用毛笔写汉字,汉字就成为书法必要的条件之一。可是汉字与其他的书写文字系统一样,是有生命力的,是一直随着时代需求而改变的。可以说,字体的变化,从篆到隶而至楷书,汉字的字体大概已经定型,从汉朝到满清,没有什么大改变。
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有了改变,有识之士痛感中国人愚昧落后,遂有“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之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进而引出了“汉字革命”的主张。这种主张演变成两个重要的汉字改革运动:废除汉字与提倡简体字运动。
废除汉字运动主要是要“提倡拉丁化,打倒方块字”。著名作家鲁迅就大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才确定了走“简化汉字”与汉字拼音化的道路。
如果废除汉字一派得逞,取消汉字,对书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致命点。因为如果书法所书写汉字成为历史,完全被拼音文字所取代,那么书法就失去了存在的实用价值了。
可是,目前摆在书家面前的简体字,仍是个难题。那就是书法脱离实用文字而存在的可行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书法内容的可识、可读,有利于传播书法艺术的话。
现在,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商家招牌所用的、写文章、发公文等,都是简体字。新一代人熟悉的是简体字,但在书法界存在着的是另一种倾向,即许多人在进行创作时,往往只写繁体字;书法团体也一般不认同以简体字书法参展。一般的想法是,简体字的字型不美,书法没有艺术性,因此没有市场等等。
这种情形,当然是书法的可识性逐渐限制在书法学习者之间,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书法的实用性也逐渐消失。在中国与新加坡,对繁体字的认知,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人的很困难的事情。他们很少接触繁体字。在这种时况下,你再让他们去看你的繁体书法艺术,他们可能会敬而远之。就算是在学校,学习书法不但无法成为学生学习华文的辅助工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华文的学习有干扰。
这会不会造成赏书法的人越来越少,书法艺术会不会成了书法家自己的孤芳自赏的艺术,值得书法界人士深思。
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有了改变,有识之士痛感中国人愚昧落后,遂有“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之说。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进而引出了“汉字革命”的主张。这种主张演变成两个重要的汉字改革运动:废除汉字与提倡简体字运动。
废除汉字运动主要是要“提倡拉丁化,打倒方块字”。著名作家鲁迅就大声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政府成立了“文字改革委员会”才确定了走“简化汉字”与汉字拼音化的道路。
如果废除汉字一派得逞,取消汉字,对书法来说,无疑是釜底抽薪的致命点。因为如果书法所书写汉字成为历史,完全被拼音文字所取代,那么书法就失去了存在的实用价值了。
可是,目前摆在书家面前的简体字,仍是个难题。那就是书法脱离实用文字而存在的可行性问题,如果我们认为书法内容的可识、可读,有利于传播书法艺术的话。
现在,学生在学校所学的、商家招牌所用的、写文章、发公文等,都是简体字。新一代人熟悉的是简体字,但在书法界存在着的是另一种倾向,即许多人在进行创作时,往往只写繁体字;书法团体也一般不认同以简体字书法参展。一般的想法是,简体字的字型不美,书法没有艺术性,因此没有市场等等。
这种情形,当然是书法的可识性逐渐限制在书法学习者之间,对于一般民众而言,书法的实用性也逐渐消失。在中国与新加坡,对繁体字的认知,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人的很困难的事情。他们很少接触繁体字。在这种时况下,你再让他们去看你的繁体书法艺术,他们可能会敬而远之。就算是在学校,学习书法不但无法成为学生学习华文的辅助工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华文的学习有干扰。
这会不会造成赏书法的人越来越少,书法艺术会不会成了书法家自己的孤芳自赏的艺术,值得书法界人士深思。
Friday, April 5, 2013
当代书法面对挑战之艺术之争 Chinese Calligraphy Faces Challenges: Is It an Art?
艺术当随时代。书法当然也不例外。书法的母国社会近百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书法的创变起了怎样的影响?
其中一个最大的变数竟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一段欲把书法拒绝于艺术之门外的“书法是不是艺术”之争。
在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艺术遭到了革命性的冲击:绘画引进西画;文学以白话文替代古文以及将西方文艺写作方法搬到中国;戏剧引进话剧、歌剧。可是书法却没有遭到正面挑战,反而生存得好好的。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书法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参照物。而一个令人颓丧的原因更可能是:由于书法偏于实用性,人们根本不把它当作是一门艺术。虽然早在20世纪上半叶,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对于书法艺术的艺术地位与价值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书法作为艺术的地位差点被文化部否定。
在50年代,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据说就是否认书法为艺术的最力的一个人。郑振铎否认书法为艺术,其实最早始于1933年的一场宴会上,当时赴宴的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
“晚赴梁宗岱宴。。振铎席上力说书法非艺术,众皆不谓然。”
1948年8月17日,朱自清去世后5天,郑振铎的记念文章《哭佩弦》一文中再次叙述了当天晚宴的情景,很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否认书法为艺术的观点。还说:“当时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分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据说当时晚宴在场的冯友兰赞成郑振铎的观点,朱自清则骑墙。
郑振铎成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后还提出“书法根本不算作艺术“的观点,据说被毛泽东否决,毛泽东认为”中国多一样艺术,比少一样好嘛”。
郑振铎的说法可能与书法5千年来的实用性有关,当然也与他受了西方思潮影响有关。然而,同样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梁启超、林语堂、宗白华等又以西方的艺术观点去解读中国书法,就是当年引以为同调的朱自清后来也顺应时代变化,改变了当年的想法为书法定位。
可是,郑振铎自始至终一直坚持己见。郑振铎于1954年开始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直到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亡故。5年后直到1963年中国高校始有书法专业。
其中一个最大的变数竟然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一段欲把书法拒绝于艺术之门外的“书法是不是艺术”之争。
在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冲击下,中国传统艺术遭到了革命性的冲击:绘画引进西画;文学以白话文替代古文以及将西方文艺写作方法搬到中国;戏剧引进话剧、歌剧。可是书法却没有遭到正面挑战,反而生存得好好的。为什么?
一个原因是书法在西方文化中没有相应的参照物。而一个令人颓丧的原因更可能是:由于书法偏于实用性,人们根本不把它当作是一门艺术。虽然早在20世纪上半叶,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对于书法艺术的艺术地位与价值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新中国成立后的初期,书法作为艺术的地位差点被文化部否定。
在50年代,中国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据说就是否认书法为艺术的最力的一个人。郑振铎否认书法为艺术,其实最早始于1933年的一场宴会上,当时赴宴的朱自清在日记中写道:
“晚赴梁宗岱宴。。振铎席上力说书法非艺术,众皆不谓然。”
1948年8月17日,朱自清去世后5天,郑振铎的记念文章《哭佩弦》一文中再次叙述了当天晚宴的情景,很清楚明确地说出他否认书法为艺术的观点。还说:“当时一位朋友还说,他要编一部《中国艺术史》,一定要把中国书法的一部分放进去。我说,如果把‘书’也和‘画’同样的并列在艺术史里,那末,这部艺术史一定不成其为艺术史的。”
据说当时晚宴在场的冯友兰赞成郑振铎的观点,朱自清则骑墙。
郑振铎成为中国文化部副部长后还提出“书法根本不算作艺术“的观点,据说被毛泽东否决,毛泽东认为”中国多一样艺术,比少一样好嘛”。
郑振铎的说法可能与书法5千年来的实用性有关,当然也与他受了西方思潮影响有关。然而,同样是沐浴过欧风美雨的梁启超、林语堂、宗白华等又以西方的艺术观点去解读中国书法,就是当年引以为同调的朱自清后来也顺应时代变化,改变了当年的想法为书法定位。
可是,郑振铎自始至终一直坚持己见。郑振铎于1954年开始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直到1958年因飞机失事而亡故。5年后直到1963年中国高校始有书法专业。
Friday, March 29, 2013
网络与书法发展 The Internet and Calligraphy Development
自从20世纪20年代钢笔传入中国之后,对古老的中国书法艺术产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冲击,很多人惊呼书法的实用性将消失,传统书法因此面临传承的危机。后来信息技术普及,电脑慢慢成了汉字书写的主要工具,这使得用手书写汉字日益趋于边缘化,逐渐被人们遗忘,人们又再一次惊呼古老的传统书法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成为科技进步的“祭品”,汉字书写正逐渐走向没落,以至于“中国书法”要被淘汰。
信息科技的革命,导致日常手写汉字这一形式与我们渐行渐远,传统书法因此面对巨大挑战,可是对它的传承发展却也提供了难得的机遇。这是因为网络跨地域、跨时间、跨空间的本质为应用者带来了不少好处:
1. 这是一个信息的集中地,信息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难以想象。
2. 网络还是一种资源。网络发展建设这么多年,积累了很多的资源。从网上搜索资料方便快捷多了,虽然有的不是十分准确,但它提供了一个信息给你,核对原件的话也方便很多。
3. 网络是一个交流的平台。这是网络与别的媒体不同的地方。网络有来有往,是互动式的,网上发布的好多东西,很快就有网友的反馈。
这样的一个方便平台,恰恰可以方便书法爱好者轻易地回归书法。它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不少方便:
1. 网络可以改变一个人对书法的学习、交流与欣赏的方式。书法网站每天发帖量是惊人的,这就提供了书法爱好者就书法的各个层面、问题进行多角度的探讨和交流,可以同时涉及上百人、上千人,甚至上万人。大家可以观看你的作品,交流与批评你的作品的得失、优劣。你要找名家如颜真卿、王羲之等人的作品。这种方便,绝不是印刷发帖、报纸所能比的。
2. 网络加强书法的社会化。网络最大的热度源于互动,一个书法展览、一个议题的争议论战、一个古代发帖的发现,都可以引起各阶层人士的注意,持续的网上互动可以达到书法活动社会化的效果。
3. 网络可以增加书法家的知名度。
4. 网络可以为书法工作者扩展市场。
5. 网络也是个多元化的平台。网络可以容纳各种声音,让大家获得前所未有的自由来表达自己的看法与观点。
当然,以网络作为书法发展的平台也有它的难题,因为一个网站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吸引眼球并不是容易的事。发展网站需要精力、时间与苦干精神,当然也要有基本的电脑应用知识。这是书法爱好者必需注意与了解的。
Friday, March 22, 2013
中华书法是自由艺术 Chinese Calligraphy As an Independent Art
这里提出一个原创命题:中华书法是自由艺术。“自由”是针对“依存”而言,来自康德的“依存美”概念。
康德的审美学说,有审美不涉及利害而愉快、不涉及概念而又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来自‘共同感’的必然性四个特点,并由此提出‘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别。纯粹美不涉及利害、概念和目的;而依存美则涉及利害、概念与目的。
中华书法与篆刻都是纯粹的自由艺术。
康德的审美学说,有审美不涉及利害而愉快、不涉及概念而又普遍性、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与来自‘共同感’的必然性四个特点,并由此提出‘纯粹美’与‘依存美’的区别。纯粹美不涉及利害、概念和目的;而依存美则涉及利害、概念与目的。
在康德看来,纯粹美是极少的,大量存在的是依存美。他还认为依存美并不低于纯粹美,相反的,美的理想不在纯粹美而在依存美。这是因为康德把审美看作是连接认识与道德的桥梁,是形成道德的手段,不得不把理想的美看作依存美。
另一个相关的词语是“综合艺术”。一种艺术如果必须吸取其他艺术的长处,获得多种手段和方式的艺术表现力,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艺术特征,这种艺术就是综合艺术,例如戏曲、戏剧、电影、电视等就是这种艺术。
那末,什么是依存艺术呢?一种艺术的创作过程中,如果必须应用到其他艺术来完成本身艺术的完美创作,这种艺术就是依存艺术;反之为自由艺术。
学中华绘画的人,同时需要学好中华书法才能创作好一幅中国水墨画,就此而言,中华水墨画是依存艺术。
Friday, March 15, 2013
匾额:天下第一关的传说 The Shanhaiguan Gate Tower
位于中国东北部渤海湾内,隶属于秦皇岛市的一个城区里的山海关,是一座文化古城,明代城墙建筑基本完好,主要街道和小巷,大部保留原样,特别是保存众多的仍有一批四合院民居使得古城更加典雅古朴。使古城最为增色的是关城东门,天下第一关城楼,耸立长城之上,雄视四野。登上城楼二楼,可俯视山海关城全貌及关外的原野。北望,遥见角山长城的雄姿;南边的大海也朦胧可见。
“天下第一关”匾额,长5米多,高1.5米,字为楷书,笔力苍劲浑厚,与城楼风格浑然一体,堪称古今巨作。这五字行书匾额,究竟是何人手笔?五百年来,答案因众说纷纭而始终扑朔迷离。或曰明代奸相严嵩(1480-1569)所书,或曰明代成化年间(明宪宗年号,1465-1487)进士萧显(生卒年不详)所书,因二人书法传世极少,难以参比,又研究者各持己见,故长久无有定论。
相传,明朝成化皇帝亲自降旨,要在山海关城楼上挂一块题为“天下第一关”的大匾。当时镇守山海关的是一位兵部主事(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他接到圣旨后,立即派人爬上箭楼,量好尺寸,请木匠做了一块长一丈八尺,宽五尺的巨匾。匾做好了,找谁来写呢?兵部主事和部下商量了一天一夜,终于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姓萧名显,两榜进士出身,当过福建按察司佥事,书法好,近年因年老辞官,归家山海关赋闲。
第二天上午,兵部主事亲自到萧家拜访,说明来意。萧显沉吟了半晌,才点头答应。不过他提出,写这种字,不能急,不能催,兵部主事只好答应下来。
转眼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消息。兵部主事让手下人预备好了几样东西:几匹绫罗缎匹,几枝大型湖笔,派一名亲信给萧显送去。时间不长,送礼人回来了,禀报说:
“萧老先生在偏院里练功,每天起早贪黑地在院里耍一根长扁担。”兵部主事不解,这耍扁担跟写字有何关系,不管他,已经等了这么多天了,那就再等等吧。
又过了二十多天,还是没动静。兵部主事又让乎下人准备了一些上好的徽墨、宣纸,派亲信带着东西又到了萧家,送礼人回来禀报说:“萧老先生正在屋子里吟诗,背诵着什么飞流直下三千尺呀,什么疑是银河落九天呀……什么来如雷霆收震怒啊,罢如江海凝青光呀。……”“他见到礼物后怎么说?”“他说再过一月就可以写了。”
兵部主事对这话不太理解,但总算有了一个期限,那就等着吧,兵部主事万没想到,第二天他接到兵部一封急信,说是新任蓟辽总督代皇帝要来山海关视察挂匾事宜,预计三天内到达。这下可把兵部主事急坏了,立马让人抬着那块木匾和一坛子墨汁赶往萧家。
到了萧家,寒暄之后,就把兵部传来的急信之事向萧显述说了一遍,萧显也是官场上下来的人,自不怠慢,立即行动起来。只见他,提着笔在匾前来回走着,一边走,一边端详,一会儿点头,一会儿大笑;忽然,他停下身子,凝神屏气,开始动笔了。只见他,落笔如高山坠石,起笔如飞燕掠食,有快,有慢,又稳,又准,笔随身行,不一会儿,“天下第一关”五个大字写好了。你再看萧显,浑身是汗,满脸通红。兵部主事忙拱手道谢。萧显说:“本来想用一个月的时间阅读古诗,陶冶情性,可惜呀,时间太急了。”兵部主事连忙说:“这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
第二天上午,兵部主事一面命人把大匾挂在箭楼上,一面在箭楼下的“悦心斋”酒楼宴请萧显。酒过叁巡,宾主凭栏仰望,萧显这才发现“下”字少了一点。此时,把总禀报蓟辽总督已过石河,回府取笔登楼补写已来不及,怎么办?萧显急中生智,命书童马上研墨,随手抓过堂倌手中的一块擦桌布,手中一团,饱蘸墨汁,用尽平生之力,朝箭楼上的匾额甩去。只听“叭”的一声,墨布正好落在了“下”字右下角,补上了那一“点”。众人齐声贺彩,同声赞道:“萧公神来之笔,神来之笔!”
萧显书写的这块匾,现收藏在山海关城楼内。城楼上悬挂的是后来的仿制品。
这是有关萧显书写“天下第一关”雄匾的传说,里面加了许多民间演绎的成分,只能当故事听了。无论如何,山海关有这块匾额的点缀,更使它名声大振,成为万里长成的第一名胜。
Friday, March 8, 2013
艺术家需要艺术收藏者 Artist Needs Art Collectors
Every artist needs at least one collector, someone who appreciates his work and supports his art. Otherwise his life will be very miserable. 每个艺术家都要有至少一个欣赏他的作品与支持他的艺术品的收藏家来收藏他的作品,不然他会是十分失落的。
林子平先生虽然是在称赞收藏家在艺术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功能,可是也道出了一个真正艺术家所面临的挑战。
如果我们学习艺术,纯粹是为了个人的修身养性,文化的传承,那么没有严肃的欣赏者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艺术发展到了一个阶段,就需要有艺术家,而能称得上是艺术家的人,就必需有一些真正欣赏他的艺术作品的收藏家。
在新加坡画坛,陈瑞献与林子平算是达到这个标准的艺术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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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瑞献:月圆时候 |
| 林子平:2013年挥春:金玉满堂 |
可是在新加坡书法界可能还没有出现这样的艺术家。是不是说书法艺术的欣赏比绘画的欣赏难,还是我们的书法工作者的水准真的是差得太远?
Friday, March 1, 2013
唐摹本王羲之书法在日本 Copies of Model Calligraphic Work of Tang Dynasty Found in Japan
1973年在日本的五岛美术馆“昭和兰亭纪念展”上,初次公开一副唐摹本的王羲之书法《妹至帖》后,这个帖才为世人所知。这摹本《妹至帖》,纸本,草书,纸本,二行十七字,纵25.3厘米、横5.3厘米。
妹至帖释文: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营视之。
据日本说此帖发现于某大名家传的“手鉴”中。所谓“手鉴”就是将历代名人书迹切割成数行收入册页中,作为鉴定古代书迹的比较资料。
此帖中文字多见于王羲之其他法帖,如“羸”“遣”“忧之”“可言”“旦夕”等字,都很有特点,类似写法均可见摹拓墨迹本《七月帖》、《桓公当阳帖》以及《蜀都帖》,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属于典型的流丽圆润一类型的王书。《七月帖》、《桓公当阳帖》言桓温第二次北伐,时在永和十二年(356),如果其字迹可信,则写《妹至帖》的时间可能与之大致相近。
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妹至帖》亮相,起拍价2000万元,叫价经2100万至2200万后无人继续喊价。由于该价位尚未达到拍卖底价,最终导致流拍。据说该帖不久即将在香港佳士得再次拍卖。
40年后的今年(2013年)1月8日早上,日本NHK电视台发布新闻,称一件王羲之的双钩摹本在日本被发现,被称为《大报帖》。这件堪称“世纪新发现”的作品将于1月22日至3月3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此次发现的摹本长25.7厘米,宽10.1厘米,分为3行,共24个字:
大报帖释文: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日耳。
这被认为是书信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日常生活和心情。根据摹本开头的文字,将其命名为《大报帖》。
为何鉴定为王羲之摹本?首先,文中有王羲之儿子的名字“期”的字样,而且有“日弊”等王羲之经常使用的措辞;其次,与1973年公开的《妹至帖》等王羲之的摹本酷似;再次,确认存在“双钩填墨”的痕迹,即利用很细的笔描出文字的轮廓,然后将内部用墨仔细填满。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帖》、《何如帖》和《奉橘帖》,真迹无留下,人们所见的就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
书圣王羲之没有留下真迹,只能通过摹本来了解其字体。据传,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曾命令宫中的专业匠人制作了大批摹本。日本目前存有《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等精致的摹本。
有趣的是,这相隔四十年后被分别发现的《妹至帖》和《大报帖》被爱好书法的细心网友左右拼贴在一起,结果竟然意外的贴合。两纸之间稍有缝隙,推测是各自装裱压边所致。因此有人认为二者同出一纸,某一时间被裁割为两片。
妹至帖释文:妹至羸,情地难遣,忧之可言,须旦夕营视之。
据日本说此帖发现于某大名家传的“手鉴”中。所谓“手鉴”就是将历代名人书迹切割成数行收入册页中,作为鉴定古代书迹的比较资料。
此帖中文字多见于王羲之其他法帖,如“羸”“遣”“忧之”“可言”“旦夕”等字,都很有特点,类似写法均可见摹拓墨迹本《七月帖》、《桓公当阳帖》以及《蜀都帖》,书法风格也比较接近,属于典型的流丽圆润一类型的王书。《七月帖》、《桓公当阳帖》言桓温第二次北伐,时在永和十二年(356),如果其字迹可信,则写《妹至帖》的时间可能与之大致相近。
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妹至帖》亮相,起拍价2000万元,叫价经2100万至2200万后无人继续喊价。由于该价位尚未达到拍卖底价,最终导致流拍。据说该帖不久即将在香港佳士得再次拍卖。
40年后的今年(2013年)1月8日早上,日本NHK电视台发布新闻,称一件王羲之的双钩摹本在日本被发现,被称为《大报帖》。这件堪称“世纪新发现”的作品将于1月22日至3月3日在东京国立博物馆展出。此次发现的摹本长25.7厘米,宽10.1厘米,分为3行,共24个字:
大报帖释文:便,大报期转呈也。知不快,当由情感如佳。吾日弊,为尔解日耳。
这被认为是书信的一部分,可以看出王羲之的日常生活和心情。根据摹本开头的文字,将其命名为《大报帖》。
为何鉴定为王羲之摹本?首先,文中有王羲之儿子的名字“期”的字样,而且有“日弊”等王羲之经常使用的措辞;其次,与1973年公开的《妹至帖》等王羲之的摹本酷似;再次,确认存在“双钩填墨”的痕迹,即利用很细的笔描出文字的轮廓,然后将内部用墨仔细填满。
目前,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王羲之“平安三帖”,即《平安帖》、《何如帖》和《奉橘帖》,真迹无留下,人们所见的就是唐人的双钩填墨本。
书圣王羲之没有留下真迹,只能通过摹本来了解其字体。据传,唐太宗酷爱王羲之的书法,曾命令宫中的专业匠人制作了大批摹本。日本目前存有《丧乱帖》、《孔侍中帖》和《妹至帖》等精致的摹本。
有趣的是,这相隔四十年后被分别发现的《妹至帖》和《大报帖》被爱好书法的细心网友左右拼贴在一起,结果竟然意外的贴合。两纸之间稍有缝隙,推测是各自装裱压边所致。因此有人认为二者同出一纸,某一时间被裁割为两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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