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传统书法理论受到西方治学与理论的冲击和拍打,把书法置放于西方美学的框架下进行反思,其中不少担心书法正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危机,促使书法将进行一次决定性的抉择,一场或者新生或者死亡的抉择。
学者卢辅圣正是对此危机提出分析者之一。他在《历史重负与时代抉择》一文中认为,书法正面临一次史无前例的危机,而他一方面竭力寻找书法的历史发展规律却又“无力也无意预卜书法的前程”,另一方面意识到“书法独自面临自我抉择的未来,也许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然而,这是一次决定性的抉择,一次不容丝毫犹豫和苟且的抉择
-- 不在抉择中新生,便在抉择中死亡”却又无能为力。
以西方美学理论对书法美学的反思从“书法是什么”开始,剖析笔法、章法、墨法的演变史。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卢辅圣的分析。
笔法在历代书论中的位置显赫,而平动、绞转和提按作为三大主要范畴在书法审美与演变之中立下汗马功劳,而演变的主轴成了理论研究的着眼点。一方面笔法的变迁使技法形成一种范式并使“书法艺术进入了一个超稳定的运行轨道”,“永”字八法、欧阳询“三十六法”等等不断的新鲜出炉,“法”内部空间的无限拓展使“法”范式系统不断的完善,到了唐代楷法达到极点。同时,“法”范式系统的完善又使书法成为一种规范性极强的艺术,失去自由度的外缘,在“法”的内部作无限拓展和掘进最终将使“法”形成一个坚硬无比的躯壳。
“笔法内源的枯竭,引起了章法的大地震。”轴线由简单到复杂的组合,由平稳走向动荡,代表着章法的审美感受能力的提高和视觉需求获得的补偿。这是一种由于笔法的封闭在笔法之内无法获得而从外延寻求的补偿。相对于笔法而言,章法绝对谈不上是一个富矿,唐代狂草对之短时的开掘基本耗竭章法的空间资源。
转向墨法是自然而然的一种选择。枯湿浓淡造成的强烈视觉效果成为抒发书法强烈情感的辅助产品,在历经明清两代,高堂大轴的书作和造纸的革新允许墨色的浓淡干湿达到使用的极限之后,在书法本体的框架之内,墨法资源的勘采亦告结束。
按这三大范畴联袂出场构成的笔法演变史与字体的演变、法与意等范畴紧密相关联。“书体的衍演从广义(即字体如篆、隶、楷、行、草)转向狭义(即书家书体如欧颜柳赵等),正是字体发展的终结和笔法开拓的终结导致的必然后果”。
理论触角在遍及“法”的领域之后伸向了“意”的疆土。
在“意”的领域,汉代是一个巨大的分水岭,字体衍变的结束成为划分两个时期的重要标准。先秦的书风是一个“洋溢着集体的智慧、力量和信念的时代,称为“书意的观念化时期”,这个时代审美以集体无意识为口号征用了书家个人的个性和情感,对个人情感的遮蔽换取了“质”的辉煌,无意之中包孕了鲜活的整体时代精神,艺术的生命力因而显现无比的生机。
而另一个对立面,书法进入了魏晋直至当代,集体不再有如此惊人的感召力,书家个性被标榜,个体的情感和意志被允许存在并可能进一步的放大,书法进入了一个“书意情感化”的时期。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占据时代最为优先有利的魏晋夺得了第一个至高点,“这是一个自发与自觉、超脱与执着、泛神与泛情、理念与趣味的最恰当、完美、不偏不倚并且不期然而然的伟大交点”!
进入了唐代,在和谐的至高点被夺取之后,二侧极静和极动的楷书和草书是剩下的两座高峰,因此我们也就不难以理解为何在“法”得到极大推崇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唐代,写意主义的书风同样收取到巨大的收获。
时代的际遇使魏晋和唐代分别占据了书法审美至高点,“前者以自然合一的平衡获取了中和之美,后者以两极互补的平衡获取了极则之美。”从此,风格的焦虑成为唐以后书家一种天然的综合症,无法企及、无法超越又不愿恪守传统成为具有创新意识书家的难题,继承和创新的对立和矛盾由此浮出水面。
个人风格的提炼和创造成为唐以后书家致力的方向,从此,高峰不再,沙丘成林。然而,尽管风格的无尽变化、传统和创新的无尽拉锯,理论家发现:“所谓的创新与守旧之对立原来不过是殊途同归——守旧派直接将自足的宁静引入内心,从目的到手段无不体现着和谐;创新派则把和谐体现在终极目的上,而将激情抒发作为引向和谐的手段。一个经过净化,一个经过发泄,他们所追求的个性价值不论是否自觉,同样是抒情形式的自由,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法”与“意”之后,书法艺术如何另创高峰的议题的提出,是西方美学必须以不断创新为延续生命力的必然焦虑。这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旧的艺术模式在松弛、塌坏,人们的艺术精神在获得自由解放的同时,也感到了迷茫困惑、无所适从的苦闷,惯常意义上的自我见解自我选择、自我信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冲击。”
可是,当代书法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遭遇到如卢辅圣所认为史无前例的危机,更没有死亡,也没有新生!当代书法理论家的这种焦虑显示出了书法与源于西方的美学之间的巨大隔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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