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day, September 21, 2012

蒋经国的书法 Chiang Ching-kuo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蒋介石与蒋经国父子算是第一与第二代领袖。蒋经国1910427日出生于浙江奉化,是蒋介石之长子。字建丰,谱名经国,又名尼古拉。

作为一个领导人,蒋经国可以说体现的完全是一套亲民领袖的作风。可以与任何人握手,永远满面笑容,永远与民同乐,低调、朴素,吃穿随意,让人认为他是人民一分子蒋经国很早就意识到,只有持续发展经济、落实政治民主,建立更开放的社会,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得以继续维持。所以,蒋介石逝世後,1980年代,蒋经国加速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及报禁、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到国会改革。他所动的十大建设,使台湾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推行十大建设之前还在行政方面进行十项革新,使行政执行更为简廉有效,此外也颁布政治与社会革新的八项要点,有人将这两次革新统称为十八项革新

据说蒋介石对他练习写字屡屡提出要求,曾言“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又言:“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

19245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其子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 

在蒋介石反复指导与督促下,蒋经国书法的书法的确写得不错。虽然比起蒋介石字的阳刚之气,蒋经国的字就显得圆滑了好多。



Friday, September 14, 2012

The Theory of Writing Chinese Calligraphy (3) 书法创作论(三)

以下是苏德茂老师针对书法创作理论所写的第三篇文稿。


------书法的创新和创造例说

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很多,但大多数属于继承传统一类,其中大部分属于不成熟的阶段 ----  或学习时间短或学习时间长但不得法,基本笔法与创作要领,尚未掌握,约占学习书法人群的75%以上;另有20%上下的人,或学习相当长时间,但修养不足,文化低蕴不深,欲进一步提高遇到障碍;书写技巧上尚可甚或有较好的水准,但领悟能力差,欲有所飞跃,不得门路,致使这些人创作水准仃滞不前;或技巧与修养兼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与创作,自命不凡或不再求进取,固步自封;或入野孤禅一路,不能继续进步;真正为书法艺术拼一番事业的人,百无三、五人。中国如此,新加坡也差不多如此。

我见过许多中国书法家或著名书法家,名实相符者不多。

一、传统的学习与创作

中国书法这门艺术,传统积淀异常丰富。

传统的书法学习与创作,要求:深刻理解前人的传统与精神,期于在风神、气骨、理法、技巧及格调、意境上有所参悟,融铸成自我的创作风格,最终归结到“化人为我”和“入古出新”的两种境界。

传统书法的学习与创作,只要学习方法对头,“化人为我”尚能实现,而“入古出新”,一要有勤奋努力的学习,二要天分高,有创造的品格。

黄国良先生(石公)学曹全,按照他的理解,创作出石公样曹全,缺乏恬淡的静气,有一点板结,更多一点做作的碑刻味的刀斧痕。

他的十数个门生,早年从他学,曹全的隶味少了一些,石公样曹全体承袭下来,更突出了一点修饰味,愈加甜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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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下,中国清代善学曹全的作品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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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梦丰先生写沈尹默行书有所得,得神似,并加入了厚重的特色,可以说实现了“化人为我”,对他来说,是成功的。但他的众多学生的创作,“化人为我”这一环节,有的仅到“化许成我之许也”。独有李凌千先生出于许门,但其风貌不同他的同学,有帖味,笔墨沉静,气韵生动,较为雅致,应属于“化人为我”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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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例子。我曾读过新加坡老年书法大学先后四届毕业生创作册。陈声桂先生书法结体宽松,追求大气,得中锋笔法。大学毕业生,先后近百人,经过三年的学习,大部分可以说皆做到“化陈为我”,少有新意。我就不罗列全部作品集的百篇一律的作品了。

卢志强、王运开毕业后,又继续向其他老师学习。通过临帖、创作,吸收他人之长,补自己不足,其风格已有明显转变。

杜甫诗云:“转益多师是汝师”,应为学书者所信奉的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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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例子。于右任将北碑方笔转折化为圆笔使用,兼收各家草法融为一炉,注入了自己的情意而独创于右任体草书,此为“入古出新”的创作,有创造性。

于右任在书法艺术上,有两个重大成就:

一、碑体行书
早年学二王法帖,四十岁后学六朝碑版,笔法由方转圆,为半楷半行,
五十三岁到五十六岁或楷中带行或行中带草之碑体行书 
二、标准草书
          五十六后作行草。
          标草:字字独立意味增多,连续意味减少,结体有内擫转为外拓。
          八十岁后,人书具老,返虚入浑,灵和朗畅,碑帖融合。

他的门人刘延涛,以于右任为指归,其创作仃在“化于为我”的层次。虽然他的草书纯熟,但“真我”之面目未现;胡公石,虽孜孜以学,其书法没有转化为创造的境界,可以说流连于理法而未腾跃于理法之外,入古无疑,但未及“出新”之门。

在台湾学于右任而有成者,还有王普同。

学于右任,还有“食古不化”、固守“标草”者,为中国一名颇有名的书法理论家,他在赏析于右任书杜甫诗为帖中出现一些字的不同写法,为他判定其中某个字,到底应怎么写才能算“标草”而伤脑筋,不求变通,呆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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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例1到例4,容易发现一个问题:何以后学总跳不出先师的巢穴?何以后学的书风与乃师如此相近?

简言之,我以为一是为师者才传道、教导不得法;二是为学者,学不得法,或对尊师过于迷信,学习中亦步亦趋,未能越雷池一步,在继承的基础上如何去创新没有解决。
传统的习书方法之二是:重视“心临”古帖。这些人大多数为绝顶聪明的人,有独立思考,追求又不甚执着,他们着重的是“化人为我”,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特别是技巧层面的限制,达到“出新意”即创新常有局限。

如著名画家、学者谢稚柳自言:“我写字的历史是没有的,没有下过苦功夫。”谢稚柳书法主要取法(传)张旭“古诗四首”。帖本身使转牵强,缺少内在节奏。而他写字更突出现了这些,且又主张“书法作品要有不平凡的刺激性”、“师心不师迹”,以致帖中细节把握不好,暴露出技法的功夫欠缺,常出现奔突、奇兀的笔势变化,故作品经不住推敲、乏意蕴,因法度不足,故审美效果就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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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学者、著名报人吴丈蜀自述:“从来没有用笔来临过一天碑帖”,又说他“受到更大启发的是谢无量和于右任两先生的书法”,他的书法同谢稚柳相仿佛,不以实际笔墨体验为学习书法,而是重视前人的书法传统的精神的理解。吴的书法小有成就,在于他的用笔习惯、审美观念和谢无量与于右任的共通性。

谢无量(1883-1964

四川乐至(成都)人。民主革命赴日本,与李叔同、黄炎培、邵力子为同学。最初书报。著书《中日大文学史》、《诗经研究》、《佛学大纲》。
1923在中央大学,1956到中国人大任职。
于右任赞“笔元气,风骨苍润,韵余于
沈尹默:“上溯魏晋之雅健,下启一代之雄风,笔力扛鼎,奇丽清新
帖、碑凡符合自己情性就学,为我所用。他学习的方法更注重“读”,用心去读,品其神韵。

他属于融碑化帖的成功者,不拘泥于具体点画结体的形似,追求体势和意韵的融合。其为书无碑的粗疏与狂野,无帖之纤弱与漂浮。其书法成就,主要得益于广博的学识修养和我行我素的创造精神。

因为吴不属于原创,表面上虽在气息格调上似乎和谢、于相颉颃,但缺乏技法上的锤炼,神采、风韵上都感到不足。

我以为在当代新加坡“师心不师迹”,而有成就的书家,或吴耀基、陈瑞献庶几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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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求简、求变是人类文化、科技进步亘古追求的原则

在书法上,习书者从红颜到白发,年复一年孜孜以求的“临帖”、“创作”。从汉人“若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钟繇·用笔法》。钟繇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诞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的痴迷。当今有人竟累死在书案之下。玩书法的人都渴望成就书法,何以方能登堂入室,答曰:奋发临帖,变化创新,嘎然独造。

怀素为加快书写速度而减少提按,为加快书写速度大量制造引钩与牵丝、为加快速度而将转折大量的化为圆转,而与王羲之草书拉开了距离。

黄庭坚在结体上将鹤铭字向四周开张的行楷法引入草书,结体上加大侧倚的变化,多有当今所说的图案化的造型,而成为宋代最具书法创造意识的书家。

于右任以北碑为基础,章草为依据,博采历代草书的精萃,由编制“标准草书”到字字独立,气息博大、沉厚浑涵、极富情趣的于体草书的创造。

林散之,在当代以其博学及七十馀年的不懈追求,在草书上从笔法到墨法,意境皆造新境。
怀素、黄庭坚、于右任、林散之的草书是入古出新代表,并有一定的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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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伊秉授、张裕剑之隶书、郑燮之乱石铺街的行楷、熔多体于一炉之八分半书、维钊蜾扁体、王镛之草隶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当代沃兴华、王冬龄、邱振中、白砥诸人也尝试书法创作的创新,并著书立说进行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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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举几个例子,就当代书法家的创作,试作分析。

1:王彤云作品
王彤云,广西人,现为世界华人文化协会副会长、世界科教文卫组织专家、世界书画艺术名人、百杰书画名家大师、世界书画艺术院院士。
个人业绩入编多部大辞典。
荣获“世界名人艺术勋章”, “首届中日书画书圣奖金奖”,“世界名人书画艺术大展金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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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xxxxx 主席作品
某国有人赞赏誉为具有创意意义的草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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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您怎么认识。

3,下面介绍在台湾很有影响的书艺家徐永进。

徐永进学习书法伊始即有振兴中国书法的使命感。十七岁时,徐永进读了一年新竹中学,右改考师专,来台考察的日本书道团说:“再过几年,你们中国人都要到日本学习书法。”徐永进想,“我不信,我就要写给你们看。。”从此,发奋学书,天天埋头苦练,分秒必争。
在《台湾当代书法家艺术家徐永进》一书中,对他的学书历程做了如下的回顾:

楷书以柳公权玄秘塔入门,行书以王羲之圣教序为根基,其次又临魏碑汉隶,穷年累月奋力书写。他由甲骨文写到篆、隶、楷、行、草多体皆备,又将晚近出土的楚缯书、战国帛书、秦简、晋侯盟书出土墨迹,临写时再融入己意创意发挥,

他说,临帖只是手段,不是终极目标,临摹的目的在于创造。

书法贵在灵性,而不是技巧,如果你放掉一些金科玉律,给自己多一点自由,多一点想象空间,多一点实验,多一点思维,一定可以写出自己独特又有趣的创意作品。

不能只注重书法,要广交各种姐妹艺术。

艺术最大的力量就是游戏心。中国书法就是太严肃,最好能玩玩出一片天真。

创作中,他成功了,看他的作品,有的虽线条质量稍差外,确实洋溢着创造的激情。他不愧颇具实力的创意书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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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德茂
2011.7.15 – 2012.2.1
2012.3.30定稿

Friday, September 7, 2012

Deng Xiaoping 邓小平的书法故事

邓小平一生从来没有担任过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职务,但他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大陆在1978年至1992年间的实际最高领导人,直到去世时他仍保持着影响力其政策几乎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每个中国人,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他曾分别于1978年和1985年两次当选《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据说他在从事政治工作后,一有空就提笔练书法,坚持不懈,加之与其在一起工作的刘伯承、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更是精通书法,特别是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狂草书法,更是深深地震撼了他。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工作忙碌,但出行的机会也更多了,所以接触的古代书法名迹也更多了。可以说,这时的用笔逐渐老练沉稳,结体端庄严整,毫无剑拔弩张之气,毫无怯弱光滑之笔。墨色饱满丰潤,笔画挺拔开张,没有任何做作之气

邓小平在题字下笔时是十分严谨的,一个题词都慎之又慎,唯恐出错,主动请专家把关。1983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职员把“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的事迹材料报送邓小平,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认真阅读后,思考片刻,然后提笔在宣纸上写道:“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发表之前,他要办公室职员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语言学家王力指出“名符其实”的“符”字用字不规范,最好用‘副’字,并用铅笔在“符”字旁边写了一个“副”字。邓小平看了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老师写了错别字,贻误了学生,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这叫上行下效嘛!你去替我好好谢谢王老!”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不久参观毛泽东乡韶山市旧居,并在旧居前照相。韶山之行整整十年之后的1983年,韶山管理局派人到北京,请求邓小平为毛泽东故居和毛泽东纪念馆题写匾额。198342日,邓小平静心挥毫,数易其稿,题写下"毛泽东同志故居""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两块匾额。如今,毛泽东故居和纪念馆用的就是邓小平的题字。

上海的南浦大桥通车于199112月,是黄浦江上第一座大桥,据说是世界上第四大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呈“H”形的主桥塔高达150米,十分壮观,高高的横梁上写着“南浦大桥”四个红色大字正是邓小平写的。那个“浦”字右肩上的一点,不是在一横上面,而是在下面。有人说这是个错字,还为这个所谓的错字提出解释,其中最盛行的说法是,当时上海的改革开放比深圳慢半拍,没有走在前头,希望上海改革的胆子能再大一点、开放的步子能再快一点,取得的成就能再辉煌一点。

邓小平题写的上海“南浦大桥”桥名中的“浦”字写错了吗?非也!通常正楷书写和印刷体中,“浦”字之右上一点,确实是要写在一横之上,否则就是错字;但在行书或草书书写中,其位置就不一定了,很多书家就是写在一横之下。邓小平所题“南浦大桥”四字是行书,非正楷,所以不必拘泥于正楷写法。

元代书家鲜于枢写的“浦”字,就是将那一点写在一横之下的;明代书家唐寅、文征明,也都曾在书写“浦”字时将那一点写在一横之下。书家们之所以如此处理那一点,恐怕是出于结体美观的考量。此外,宋代书家苏轼在书写“蒲”字时,也曾将“甫”字之那一点写在一横之下。此外,将一点超乎常规写在一横之下的,在古代书家作品中还有不少例子,如鲜于枢写的“补”字中的“甫”字,元代书家冯子振所写的“戈”字、“戚”字和“咸”字……这些字之所以将一点落在一横之下,往往是出于结体美观和均衡以及字与字之间笔墨空间关系的更加合理的考量。